1 . 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则别人当初夺去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
2 . 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更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
3 . 亚里士多德早在他们之前也曾说过，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作奴隶的，另一些人天生是来统治的。亚里士多德是对的，然而他却倒果为因了。凡是生于奴隶制度之下的人，都是生来作奴隶的；这是再确凿不过的了。
4 . **的自由要远远优越于自然的自由；因此，产生了**自由的**状态，乃是人类一切状态中最完美的状态，而且确切地说，还是人类最自然的状态。
5 . 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的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的更对。
6 . 社会条约的目的是保护缔约者。要想达到目的就必须使用手段，而这些手段和某些冒险，甚至和某些牺牲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人在保全自己生命的时候要依靠别人，那么当别人的生命需要得到保护时，他也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公民自己也不应该去判断法律要求他去冒的是哪种危险。当君主对他说“你要为了国家去死”，他就应该去死；正因为如此，他才一直都享受着安全，这样他的生命才不是单纯的自然的恩赐，而是国家的一种有条件的赠礼。
7 . 如果说强大的统治者造就了最初的奴隶，而奴隶自己的怯懦永远使他们当奴隶。
8 . 只要人们不服从而能不受惩罚，人们就可以合法地不再服从；既然最强者总是有理的，所以问题就只在于怎样做才能使自己成为最强者。然而这种随强力的终止便告消灭的权利，又算是什么一种权利呢？如果必须要用强力使人服从，人们就无须根据义务而服从了；因而，只要人们不再是被迫服从时，他们也就不再有服从的义务。可见权利一词，并没有给强力增添任何新东西；它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9 . 法律是**体的唯一动力，**体只能是由于法律而行动并为人所感到；没有法律，已经形成的国家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它虽然存在但不能行动。因为每个人都顺从公意，这还不够；为了遵遁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必要性。
10 . 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
11 . 赋予了**体以生命和生存的权力，现在我们需要让立法来赋予它行动和意志。因为**体得以形成与结合的行为，并不能决定**体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还应该做的事情。
12 . 既然面对同类时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权威，既然强力无法产生任何权利，那么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就只剩下契约了。
13 . 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14 . 立法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持平等，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摧毁平等的。
15 . 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
16 . 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
17 . 既然主权不外乎是公共意愿的运用，那么就永远不能转让；既然主权者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那就只能让他自己来代表自己；能转移的是权力，而不是意志。
18 . 人民永远是希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民自己却并不能永远都看得出什么是幸福。
19 . 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它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行为而已。在哪种意义上，它才可能是一种义务呢？
20 . 如果主权者对一个臣民的要求比另一个臣民多的话，事情就变成个别的，他的权力也就不再凑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