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4日，江西九江瑞昌市第八中学学生正在上心理健康辅导课。该校设有宣泄室、沙盘游戏室、团体辅导室、心理咨询室等功能区域，每周定期安排心理健康辅导老师为学生提供相关心理咨询和辅导。 （视觉中国/图）
2021年3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以下简称《报告》）。
2020年国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覆盖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12个省市，总样本超过6万份，抽样进行比较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国民的心理健康意识比十多年前有所提升，但心理健康状况的地区和城乡差异仍然显著。
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检出率为17.2%，重度抑郁7.4%，与2009年相比保持平稳。睡眠不足的现象继续恶化，八九成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长不达标。
南方周末记者针对国民心理健康状况相关问题，专访了此次报告副主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
“一个人拥有越多的资源，他的心理健康状况就会越好”
南方周末：《报告》对跨越十多年的国民心理状况变迁进行了比较，在情绪体验、自我认识、人际交往、适应能力等多个方面，2020年的指数均值都低于2008年，这是否说明国民心理健康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陈祉妍：心理健康在总人群中间有轻微的下滑，不仅仅是我们的追踪研究，国内很多学者历时几十年来的单个研究也发现了这样的趋势。我认为它有多重原因。有方法学上的原因，与心理健康的调研和心理健康工作者的辐射面也有一定关系，随着心理学的发展，我们覆盖人群的面积和地区下沉到社会经济地位偏低的人群，取样拓宽了，有可能调研到心理健康问题更严重的人群。
我们的心理问题是不是更凸显了？这基本上是大家的共识，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心理健康问题的存在。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损害，各方面的压力确实有所增加，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的意识和觉察有所提升。现在绝大部分人都听说过“抑郁症”这个词了，早些年会把它简单认为是“神经衰弱”等，再早期甚至不认为是心理问题，认为可能是过度劳累或生理问题。这种意识的提高也是一个原因。
南方周末：心理健康状况下降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疾病或问题？
陈祉妍：我们监测的固定指标中，代表性的心理症状选择了抑郁，因为它非常有代表性，有很多心理疾病可能和抑郁共病。焦虑症和抑郁的共病大概有50%，很多心理疾病都可能有抑郁症状。从抑郁这个角度来看，它反映了人们的抑郁情绪可能是增加的。
背后一个原因就是睡眠问题，现在我们研究抑郁与睡眠的关联，会发现先出来哪个问题都可能导致另一个问题的加重。如果睡眠紊乱、经常晚睡、睡眠不足，就有可能促发抑郁的情绪。如果再叠加一些生活压力，就有可能往抑郁症的方向发展。我们现代人对睡眠的挤压是非常严重的，我认为它是一个大面积上的风险因素。
南方周末：《报告》显示，东部地区的心理健康显著优于其他地区，城市户籍人口优于农村人口，低收入、低学历、无业/失业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原因是什么？
陈祉妍：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差异非常明显，不光是中国，国际上的各个研究都发现，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关联的。关联指的是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代表性指征——学历、收入和职业。你的学历越高、收入越高、职业越稳定，并且职业声望越好，那么心理健康状况通常是越好的，它存在大概0.1到0.2的正相关，这个结果是很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拥有越多的资源，他的心理健康状况就会越好。
南方周末：有一种观念会认为，高学历、高知识、高阶层的人群不一定快乐，也许反而更容易抑郁，你怎么看？
陈祉妍：一定会有这样的个案，我们发现有些人有高学历、高成就、高收入、高声望，但是他也会得抑郁症，这样的例子可能会给人很深的印象，但它不代表整个群体。
确实，有钱不一定使人开心。我们对收入和心理健康研究后发现，收入从较低升到中等，乃至中等升到中等偏上，心理健康是一路上升的。如果你的收入是中等偏下，你会有压力，一定会影响心理健康，各种负面情绪会多。但是中等偏上再往上的阶段是不增加任何心理健康收益的。
南方周末：医务工作者的专项报告显示，27.7%的医务工作者可能存在抑郁倾向，这项调查是在什么时间完成的？和新冠疫情的暴发有关系吗？
陈祉妍：有部分群体涉及疫情的影响，但是不全涉及，我们调查的大部分不是在新冠重点医院。这个数字是略高于普通人群的，它反映了医务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比较值得关注。27.7%并不是说都有抑郁症，而是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抑郁症状，比常见水平要高一些。这些年伤医的案件一直都有，而且医疗卫生工作者所处的晋升机制，一贯以来就有多方的压力，既需要做好临床工作，又需要发表文章，他们处在压力比较突出的状态。
“更大的学业压力，更多的责任，但对未来仍然很困惑”
南方周末：《报告》显示随着年龄增大，心理健康指数逐渐升高，而抑郁水平则随着年龄增大而降低，青年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多发。为什么心理问题在青年时期最突出？
陈祉妍：这其实也是一个国际上很稳定的结果，比如美国历年来的追踪（也是如此）。它可能有成长中的内在因素，由内部的性激素、生理发育、大脑发育带来，青少年对于自我会越来越关注和敏感，对自己的负面认识也会格外关注和夸大。所以我们发现，青春期出现之后，青少年有个非常明显的心理变化，就是负面的自我评价增多，从幼儿园低年龄孩子那种毫无理由的“迷之自信”，转变成毫无理由的“迷之自卑”。
南方周末：《报告》显示，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测率和2009年相比保持平稳，但是24.6%的抑郁检出率和7.4%的重度抑郁检出率看起来仍然很高，这与国际数据相比是怎样的状况？
陈祉妍：略高。心理学大规模检测抑郁时，会因为工具和使用标准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结果。20%、30%的比例在心理学文献中间很常见。这个比例提示我们，凡是这个比例之内的是需要关注的，有些人可能需要轻度调整，有一小部分确实需要去做临床诊断。
我们要更加注重预防，而不是问题出了之后再去治疗，因为那个付出的代价多很多，治疗可能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但如果一个人掌握更好的心理健康知识、技能和态度，他可能在某些挫折或者转折的时候做出恰当的应对，从而避免心理疾病的产生。
南方周末：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抑郁检出率和抑郁水平都会升高，高中阶段最显著，这是否与升学压力有关？
陈祉妍：是有相关性的。我们发现，初三比初一、初二高，高中比初中高。一般我们调研到高三群体的比例会比较小，因为高三学生忙得都没时间理我们。更高年级的学生有更大的学业压力，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对未来仍然很困惑，这些都可能增加心理上的压力。
南方周末：《报告》显示这十多年来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愈发严重，95.5%的小学生、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生的睡眠时长不达标，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陈祉妍：它确实比之前更严重了。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总体上学业压力有所增加，我们有一个组调研了学生做作业的时间，跟过去十年前的数据做了比较，发现学生做作业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当做作业时间增加时，睡眠时间就会减少，可以直接看到两者的关系。
南方周末：这些年倡导素质教育，作业压力不是应该有所缓解吗？
陈祉妍：我觉得可能要细分，细分一下老师留的作业和家长认为孩子还要做的练习，包括课外班。我也是个小学生的家长，我们家属于课外班上得少的，很多家庭一周有三天孩子在上英语辅导，孩子可能会有两三门课外课等等，它占用了很多时间，有的孩子可能到晚上11点才睡，甚至更晚。我也看到有老师大声疾呼，让孩子少上点课外班，注意力都放在了课外班，都没有时间做作业，甚至上课的时候在补这门课的作业。
我认为疫情以后，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加重了。疫情期间，我们的电子产品使用是失控的，大量的网课，孩子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间大幅增加了。放出去了再把它收回来是比较难的，有的孩子可能晚上看手机会看到很晚。
“追求外在目标，没有太多机会探索自我”
南方周末：关于青少年抑郁有“空心病”的讨论，你认为这种现象存在吗？
陈祉妍：“空心病”是北大徐凯文老师提出的，与之相关的概念，我们在治疗中会描述说，有些人在成长中，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只是为了满足外在要求。比如父母希望我上清华、北大，或者父母希望我待人彬彬有礼，在强制甚至专制的压力下，追求别人界定的外在目标，没有太多机会探索自我，确认我想要什么、我是什么、什么让我真正有激情和快乐。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感觉，我已经得到了别人眼中的成功，照理说我应该很快乐，但是我却没感觉、不快乐。
如果在养育中，父母过度追求成绩，或者过度追求他们界定的目标，忽视孩子的追求，孩子肯定是压抑的，他会觉得自己是不重要的，自己的快乐、感受、欲望都是不重要的，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人是不重要的，它会是一个损害心理健康的风险。
现在“鸡娃”这种词流行，说明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我带的很多在职研究生想研究父母焦虑的问题，他们中很多人也是父母，意识到父母的焦虑是会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
南方周末：一般来说，这些心理问题会在什么阶段出现？
陈祉妍：有非常多不同的结果，可能会在不同阶段意识到和反抗。有的反抗比较早，比较有力量，比如父母让孩子学什么，孩子非要学他自己要的东西，也没有吵出病来，就真的上了自己想上的大学、相应的专业，这可能是最乐观的一种结果。不太好的结果，有的在中学阶段孩子就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些想法，父母不同意，这种压力下对峙很久，孩子出现抑郁症，这种情况我遇到过。还有的人可能在大学毕业之后，一路都在貌似很成功的脉络上发展，他忽然做了一个离开原来轨迹的决定。之前有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去龙泉寺的新闻，就是父母希望他出国，他偷偷打上包就去了龙泉寺。对他来说，这种成就或者事业方面的发展是不利的，对心理健康也会有负面影响。但这也还不是最糟的，可能还会有更极端的一些心理问题，甚至自杀的问题。
南方周末：一个人成年之后出现心理疾病，与青少年阶段有关系吗？
陈祉妍：是的，青少年期的心理健康是预测成年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很多时候是有一些问题，用恰当的方式处理，没有变成更大的问题就过去了；而有一些问题你没有处理好，反而叠加成更严重的问题。它是在三个系统之间互动的，家庭、学校还有孩子本人。比如孩子在学校里跟老师有一点冲突，如果孩子回到家得到家长的理解和疏导，这个问题可能慢慢就消化了，他可能理解了老师，或者就算这个老师真的不好，他仍然可以认识到世界是复杂的，有好老师、有坏老师，他就过去了。有的案例中，家长对孩子这部分缺乏理解，造成了孩子在学校有冲突，在家里有家里的冲突，逼得这孩子没地方去，就离家出走了。我遇到的案例还算幸运，后来孩子找到了。
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契机。心理学有转折点的研究，同样平均成绩差不多的孩子，在升学的阶段有的孩子升入了更好的学校，学校的校风校纪各方面比较稳定；有的孩子就失学了。他们原来都是在升学线边缘，就是一定的个人运气和偶然因素，造成了这个差异。国外的研究发现，升学的孩子未来的成长相对更好，但是辍学的孩子就是向下发展的。
南方周末：国民心理健康状况通常也能折射出社会发展的状况与趋势，你认为近些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普遍的教育焦虑？
陈祉妍：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信息的增加和交换，也有机会比例的问题。我是一个70后，在我成长的阶段，可以选择的机会是很少的，身边有人比如有体育特长，参加国际比赛得了金牌，真的是光宗耀祖了，整个家庭地位不一样了，但这个比例非常低，相当于鲤鱼跳龙门了，很多人不会去想我也要怎样。但是现在的孩子，他面临的机会和选择非常多，尤其是中产的、城市里的孩子，有非常多阶层跃升的例子。身边的同事一百个里面就有几个，我可能就会觉得我应该也可以，我的孩子也可以，如果不可以的话，就是我没努力或者我的孩子没努力。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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