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七家航司停止投放低价机票”的消息引起热议。
新春以来，由于游客出行需求激增，机票价格一路走高，因此上述消息迅速激起舆论千层浪，不少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吐槽机票太贵。
对此，民航局表示没有对航空公司提出过相关要求。国航、东航客服回复南都记者称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南航发言人则表示尚不了解相关情况。国资委方面也没有就此作出回应。
尽管这一消息仍未得到证实，但有专家提醒需要警惕此类“调价令背后的垄断风险。此外，光明网也就机票涨价一事发布评论称，“不能忘了市场化永远是民航发展必选项。”
网传三大航司率先暂停机票超低价，客服称未收到通知
2月7日晚间，陆续有消息传出多家国内航空公司接到通知，为减少亏损，将停止低价机票投放。
网传截图显示，本次调价涉及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四川航空、深圳航空、山东航空等七家国企航司。
网传截图
具体要求为上述航司承运人份额高于65%的航线，不得低于正价最高四折价格销售；承运人份额高于75%时，不得低于正价最高五折价格销售；联程不在管控范围。监管部门将核查票面以及航信系统，处罚手段不限于行政手段。
此外，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三大航司将于2月3日率先暂停超低价政策，包括套票、次卡、高额立减券等优惠，并于2月6日凌晨按指导价格调舱。
2月9日下午，南都记者分别拨打中国国航和东方航空客服电话咨询。对于暂停超低价政策一事，国航客服称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客票价格都是随着市场波动相应调整，消费者可以继续跟踪机票价格决定是否购买。
东航客服同样表示没有收到相关通知。对于票价高企的情况，东航客服称经济舱分为多个舱位，每个舱位折扣不同、数量有限，低价舱位售空后则开启其他舱位销售。除此之外，航司不会对价格作出特别限制。
2月10日下午，南方航空相关发言人回复南都记者称，目前还不太清楚相关情况，待进一步了解后再作答复。
南都记者于2月9日在三大航官方App查询2月机票价格区间。以被誉为“黄金航线”的京沪航线为例，国航经济舱最低价格为1100元（5.2折），南方经济舱最低为1080元（6.6折），东航经济舱最低价格为630元（3.5折）。
对于网传消息，中国民航局向媒体表示，民航局没有对航空公司提出过相关要求，具体内容可以和相关部门联系。至于国资委方面，暂无任何回应。
不少业内人士分析，若航司落实“调价令”，里程800公里以内的消费者或将转向选择更为便宜的高铁。
财报下滑严重，八大航司去年亏损或达1500亿元
鉴于疫情防控政策，国内出行受限、跨国出游不畅；叠加油价高企、人民币汇率波动、货运需求减少等多重因素，民航行业身陷一场漫长的寒冬期。
民航局数据显示，2022年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599.3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2.5亿人次、货邮吞吐量607.6万吨,恢复至疫情前的46.3%、38.1%、80.7%。
航企财报的下滑趋势同样明显。2023年1月底，多家航企发布2022年业绩预告，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海南航空、山东航空、吉祥航空、华夏航空、春秋航空等八大航司合计预亏近1356亿元到1500亿元之间。此外，上海机场、白云机场、深圳机场等三家机场也处于亏损状态。
其中三大航司亏损突出，预亏均超300亿元。国航亏损最多，范围在370亿元到395亿元；东航居次，预亏在360亿元至390亿元；最末的南航预亏也在303亿元到332亿元左右。
一直到2022年岁末，低迷许久的民航业终于迎来重大利好——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疫情防控“新十条”措施，市场开始反弹。
根据飞猪数据，2023年春节出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六成，其中国内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0%。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平台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16%，达到疫情三年来的峰值。
出行需求激增，机票价格也水涨船高。经常往返北京、南宁两地的李女士对此感受明显。李女士告诉南都记者，根据过往经验，两地直飞机票价格多在500至800元之间，国庆、春节等重大节假日价格可能涨到一千元出头。但今年春节机票价格飞涨，李女士购买两地往返机票已经突破4000元，“单程返乡的机票要1700多元，放在以前都买到往返机票了。”
李女士的经历不是孤例，春节以来确有不少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感叹机票涨价了，因此“航司将停止低价投放机票”一事也容易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光明网最新评论文章指出，合理的打折机票并不会影响航司收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趟航班的成本。这同样是得益于机票价格市场化定价的结果。从这一角度出发，为减少航司亏损而停止低价机票投放或将是有违市场规律的做法。
若“调价令”属实，涉嫌构成行政垄断或“价格同盟”
在市场机制下，机票价格波动不难理解。但对于“限价令”一事，不少学者指出如果消息属实，这一做法涉嫌违反《反垄断法》。
南都记者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贺滨在财新网发布《鱼跃涨价被罚，那国有航司限制低价呢》一文。贺滨指出，国资委不仅是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也是一级行政管理机构。若控价行为属实，则涉嫌构成反垄断法规定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刘旭告诉南都记者，如果是特定行政机关或者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要求特定承运人所涉份额超过65%或75%的航线调高价格，则涉嫌违反《反垄断法》。
根据2022年修订后的新《反垄断法》四十四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经营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
与此同时，刘旭还提到，不排除有民航企业或者行业协会，以所谓上级口头传达的要求为由，虚张声势地组织实施限制价格竞争的行为。多家具有竞争关系的航司共同限制最低价格折扣，涉嫌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
在上述分析基础之上，刘旭进一步指出，如果航司实在去年受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实施控价，还可以按照《反垄断法》有关“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而实施垄断协议的特殊规定得以豁免禁止。但今年疫情防控政策已经出现重大调整，消费者出行需求快速恢复，航司再实施控价行为就说不过去了。
不仅如此，刘旭提醒南都记者，国内三大航均参与了不同的国际民航合作联盟，如果国资委介入了定价，不利于国企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身份参与海外并购或投标。他呼吁国家反垄断局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抓紧核实情况，若属实则应及时公开立案调查，纠正违法行为，以儆效尤。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民航局联合下发《关于建立民航价格监管合作机制的通知》。
上述通知要求督促市场主体依法依规经营，不得从事价格串通、价格欺诈、哄抬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不得开展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从事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未经批准，不得以违规增设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等方式向市场主体违规收费。
采写：南都记者黄莉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