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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抄袭，维权到底
导读：公私合营是走工业化的必然之路，看完这篇内容之后，你就知道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然而今天的佞人们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用暴力没收资本，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告诉大家，真相到底如何？
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之前，我们还处于新民主主义时期。
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
“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的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先鼓励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否则连资本都没有，如何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呢？
那么为什么要鼓励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而不自己发展社会主义工商业呢？
因为我们当时手里所掌握的资本，不具备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我们当时手里的资本有多少呢？
我们手里的资本主要来自没收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资本，没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官僚和买办资本。
以上说起来好像是一笔很大的产业，实际上根本没什么东西。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我们采取敌对的态度，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由此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难以为继，只能纷纷离开，他们留下来的工商业被我们收归国有。
国民党败退之后遗留下来的资本也作为国有资本的一部分，不过国民党是在败退之前，早就将很多工厂和设备都炸毁了，它不可能给我们留下什么产业。
没收来的帝国主义资本不过是一个空壳，一个破败的厂房，里面有用的设备并不多，而且很多设备相比他们自己本国的设备落后很多，没什么太大用处。
还算有一点经济活力的企业，只有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1949年工商业中的公私比重如下：
工业方面国营占33.9%，私营占62.7%，公私合营占2.4%，合作社占1%。
但是，当时的民族资本家被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折磨得苦不堪言。
我们为此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扶持的政策，并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950 年初，物价稳定后，由于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之后，市面上一度发生商品滞销的现象，一部分私营工商业遇到了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政府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当时面临的困难，对它们采取了工商贷款、提供原料、收购成品、委托加工、订货、委托经销、代销等措施。
这其中受益的就有之前在《三反五反》一章中提到的上海大康药房的王康年。
1950年春，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老人家和周总理批评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强调斗争和限制，以及要求提前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
会议指出，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民族资产阶级都必须执行既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方针，并强调在目前要特别注意同民族资产阶级搞好经济上的合作，以巩固政治上的合作。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把合理调整工商业，列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
调整的措施包括：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等。
为此，我们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城市工商业也迅速得到恢复。
1951年，形势更加好转，私营工业生产总产值增长39%，私营商业销售额增长38.7%。
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支持，我们可谓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一些黑心资本家却在抗美援朝中大发战争横财，坑害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
对于这些黑心资本家，我们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给予了严厉打击，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在抗美援朝中表现得极为充分。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布局在轻工业，掌握着大量消费品的生产，比如志愿军战士在前线的食品供应，我们当时就是从私营工商业那里采购的。
如果我们不能将这部分食品供应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旦这些黑心资本家被国外敌对势力买通，在食品中投毒，将对我们的前线战事造成致命一击。
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的发生，避免在国难当头时，这些黑心资本家再次从我们背后捅刀子，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造。
特别是当苏联对我们援建“156重点工程”之后，这种改造就变得尤为重要。
实际上，一五计划期间的援建项目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轻工业为主，两者之间没有太多交集，有种井水不犯河水的感觉，那么我们为什么依然要对其进行改造呢？
实际上，我们当时采取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就意味着两大市场都需要在监管之列。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两大市场都要掌握，一个是原材料市场，一个是销售市场。
即使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也知道做买卖要有两条路子，一条路子是知道从哪儿进货，一条路子是知道在哪儿出货。
所谓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我们一五计划的援建项目没有太多交集，只是从销售市场而言，但劳动力市场和原材料市场依然存在竞争关系。
这种竞争关系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需要劳动力，一五计划的援建项目也需要劳动力，因为工地开工上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私营工商业主开出的工钱如果比我们高，那么必然会将劳动力吸引到他们那里，如果我们也提高工钱，那就会追加一五计划的建设成本，而我们当时的建设资金还是从苏联贷款来的。
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是原材料市场也存在竞争，有一部分私营工商业主做制药、肥皂、牙膏、甘油、芒硝、酒精、染料、杀虫剂、凡士林、硫酸、盐酸、硝酸等，这其中用到的原材料就会有竞争关系，比如煤焦油就是双方都会用到的原材料，其他还可能会在铁矿石、石油等原材料上存在竞争关系，当然最普遍的是水资源。
可是，我们当时很多资源都没有被发现，即使发现了也没有技术开发，那时候我们的大庆油田、华北油田、胜利油田都没有被发现，工业要求用的最基本的矿石都不知道在哪里开采，当时的原材料市场可谓是小得可怜。
除此之外，对能源的消耗上，也存在竞争关系，所有工厂都要用到电力，有些私营业主的工厂还会用到煤炭，这些物资都会存在竞争关系。
因此，从原材料市场的角度来说，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势在必行。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这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能进口，也不能出口，于是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都在我们国内，也就是只能关起门来自己做生意。
有人可能会说，苏联和东欧市场不是还能做贸易吗？
这部分贸易确实可以做，但是苏联援建我们的项目属于已经淘汰或即将淘汰的生产线，这种生产线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返销给苏联和东欧。
他们与我们的贸易，主要还是在鲜活农产品和矿产资源方面。
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将苏联援建的军重装备生产线保留了下来。
既然保留下来，那就意味着要想办法将这些生产线从军用转民用，否则这些援建项目不但不能获得收益，反而还会成为负担。
比如飞机、大炮、坦克等，这些国防工业的产品，只能用于战争，无法进行民用，也不能出口变成外汇。
因此，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我们自己内部消化，那么又该怎么消化呢？
不能出口就只能自己内部消化，可是新中国成立时，接手的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呢？
物价飞涨，投机盛行，黑帮当道，土匪成患，国民政府用金圆券洗劫来百姓，将黄金用军舰成箱运往台湾，老百姓已经没有什么消费能力，我们的销售市场这边也是小得可怜。
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就这么大一点，我们在一五计划之前还没有自己像样的国营企业，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五星红旗中有四颗小星，其中有两颗代表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但不是我们依靠的对象，而且当时这两大阶级的实力都不算强。
这两大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工厂大部分属于作坊，还谈不上规模化生产，打把剪刀，磨个豆腐，织匹布料，烧个碗盘，也就算是带点儿工业了，但这样的工业能支撑起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吗？
翻看过去那段历史，我们四周强敌环伺，随时都可能发生战争，而当时的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这点儿工业能应对国家之间的战争吗？
工业化要求工业各门类齐全，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此才能应对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
我们掌握了政权，但我们的经济是否应该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呢？而我们能依靠他们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谁有钱谁就有话语权，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到时候到底是谁听命于谁呢？
面对这样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应不应该将仅有的资源集中起来呢？我们要不要将所有的市场都掌控在自己手里呢？
苏联援建了我们“156项重点工程”，那都是靠老人家的正确决策换来的，当所有人都畏惧美国不肯出兵朝鲜时，老人家力排众议，出兵朝鲜，靠着抗美援朝的胜利，才争取来的工业化基础。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工业化了，却有人来跟我们抢这个市场，我们要不要为实现工业化而整顿这个市场呢？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是靠一两个资本家能搞起来的，也不是靠当时国内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能完成的。
既然他们完成不了，而市场又这么小，我们的工业化什么时候能完成呢？
从客观上来说，这就必须要求统一两个市场，而不能出现抢市场的情况，这就是我们要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原因。
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我们是把他们作为敌人，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倒之后，没收他们的全部资本。
但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把他们作为朋友，在团结他们的同时，逐步地对他们进行改造。
早在1950年6月，老人家就特意接见了一位民族资本家，与他商讨如何发展工商业的问题，那时候我们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对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给予了大力支持。
对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老人家开诚布公地表明了态度。
不管是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还是国家的工业为主，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实现工业化。
如果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得快，我们可以配合其发展；如果国家的工业发展得快，那么就需要私营工商业服从改造。
最终这位民族资本家拥护并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在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他主动认购650万份。在抗美援朝时期，他捐献了七架半飞机和大量衣物。
这位“红色资本家”的名字叫荣毅仁。
1954年5月，荣毅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
在我们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起了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9月2日，我们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
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方针和政策，老人家说得很清楚。
“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老人家《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
“实行这样的政策，当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一定时期内，工人在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进行生产时，也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作为向他们赎买生产资料的代价。赎买与购买不同。
“赎买所付的代价，不取决于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改造的需要。它不是等价交换的关系。”
对于企业盈利的分配采用“四马分肥”原则，即1956年以前，国家规定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全年盈余按以下四方面分配：
一、国家税金约为30%。
二、企业公积金约为10%~30%。
三、职工福利奖金约为5%~15%。
四、股东红利、董事、经理、厂长的酬金约为25%。
1956年之后，私营企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原私营企业家不再参加原企业的盈余分配，而是按其拥有的股额由国家付给年息，一律按年息五厘付给。
原订付定息7年，后又延长3年，一直到1966年9月停付，至此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我们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花了整整12年的时间，那么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来赎买呢？
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资本家一共获得了32.5亿元，其中包括“四马分肥”阶段的利润13亿元，1955年至1966年的利息11亿元，高薪8.5亿元。
这笔资金，实际上超过了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成立时所拥有的总资本额。
注意，这32.5亿元不是旧币，而是实实在在的新币。
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为月薪30元，可以养活一家至少五口人，这32.5亿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大家可以按照五口之家的月消费计算一下。
我们通过赎买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被今天一些佞人污蔑为暴力没收，不知道这些妖魔化的言论从何而来？
我们对于官僚资本主义的资本是没收的，对于在抗美援朝中大发横财坑害志愿军战士的资本家是没收的。
你都违法经营了，所得为非法了，难道不该没收吗？难道我们还要鼓励你这种不法行为吗？难道还要养着这些黑心资本家吗？这对得起那些为共和国牺牲的志愿军战士吗？
至于有人举例说有的遵纪守法的民族资本家的资本也是被暴力没收的，你可以拿出具体的文献资料出来。
另外，我们在之前的章节讲过，我们的政策说得清楚明白，其中别有用心的人在执行政策的时候故意使坏，激起民怨，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
但是，这种脏水往老人家身上泼，这样的人跟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什么分别呢？
统一原材料市场和消费市场，必然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
抛开意识形态不谈，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我们当时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
如果当初不是老人家那一代人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西方在改革开放时就能这么轻易地转移他们的产业了吗？我们就能这么快速地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了？
你连基本的工业基础都不具备，劳动力连基本的文化水平都没有，西方凭什么要将产业转移到你这里？
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将自己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思考一下，在当时既不能进口，也不能出口的条件下，在后来没有资本投资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实现工业化？
我们在既要还苏联的债，又要赎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既要维持住工业化进程，还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试问今天的佞人们，真的能够超越当时老人家那一代人吗？
如今老人家走了，这些佞人们享受着老人家留下的红利，却污蔑老人家，请问良知何在？
有人还声称自己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却满嘴是对那个时代的诋毁。
他们这些人，人是过来了，良知却永远留在那里。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高饶事件：反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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