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驴友野外探险被困的新闻，不少人便恨得咬牙切齿，从当年的复旦18驴友事件到711重庆驴友遇难事件，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悲剧见诸热点。在有关报道中，驴友往往被塑造成社会规则的破坏者，他们不顾警告，到危险或者未开发的地带游玩，一旦陷入危险，社会各方力量立刻前赴后继地救援，不光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有时甚至还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18驴友事件新闻报道
可我不得不说，驴友不光要救，而且要坚决、果断、千方百计地救。
这个观点似乎令大部分人不悦，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你一定会发现，现实中的操作必然是这样的，这也是最高效的处事方法。目前存在于社会大众中的怨念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愈演愈烈，甚至误导大众形成一种具有侵略性的氛围。驴友被困该不该救？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
首先，现实中的救援者一旦得知有游人被困的情况，成熟的应急救助机制立马响应，寻找被困者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此时，无论救援主体是公安、应急管理部门还是民间救援力量，其工作目标都是唯一的，即拯救生命。在他们看来，被困者是一律平等的，判定被困者是否是规则破坏者没有意义，也不现实。如果把社会大众的意愿强加给救援单位，要求他们对被困者开展前期的道德判断，这将是一件多么苛刻而可怕的事情！现实中，被救援者到底是以何种心态来游玩并不重要，救援单位也不应当被大众情绪左右，他们只需完成好自己的职责，把生命至上的原则贯穿始终便是最好的作为方式。
第二，很多时候，所谓的“驴友”并非是人们理解的那种人。每次大动干戈的救援活动结束以后，许多被困者无缘无故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驴友”，可往往问起来，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了。例如，有的人不过是趁着天晴到郊野踏春，没想到过了中午突然风雨交加，回程已经泥泞不堪；有的人不过是和三两好友约好重走乡间山路，没想到其中有个人跟不上队伍，不见踪影；还有人一时忘了海水的潮起潮落，等太阳快落山才发现海水已经淹没身后的道路。类似的情况太多了，这些可怜的受害者根本没有怀着恶意，却在别人的口中成了“无聊闲得要死”、“活该去死”的典型。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们完全没什么两样，或者可以说，我们随时有可能遭受同样的经历，在如今苛刻的网络氛围之下，如果你因为一些意想不到的原因身处险境，是否有勇气伸出求救之手？
第三，流量至上的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几乎没有得到有效监管，或者说对它们的监管停留在其他方面，对“驴友”的描述是否准确客观，根本不是媒体人考虑的问题。至于最容易受舆论裹挟的普通网友，并不在乎自己嘲讽的对象是不是个无辜受害者。在寻求爆炸性效果的当下，从上至下几乎都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漩涡，新闻内容是否客观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多少人点击，于是叙说得越离谱，越有人买单，也就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被描述成毫无公德心的“驴友”，仿佛只要被救援一次，这些人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责骂。
难道所有“驴友”都是无辜的？当然不是。毫无底线的规则破坏者大有人在，数量还不少，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千世界纷乱复杂，总有人会怀着非善意的心理冒险寻求刺激，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往往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难道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吗？并不是，在越来越多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社会规则的破坏者已经开始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或者是治安处罚，或者是刑事处理，或者是高昂的救援费用，不管怎么样，只要体系健全，责任终究跑不掉。可以说，处理有关的违法行为已经越来越成熟，有效的应对手段既能给不法行为造成威慑，又不会让无辜的受难群众遭受不公，如果一味地要求现场对被困者追责或者采取消极态度，公众反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总的来说，正确的处置原则是，营救前置，追究后置，这两者的先后顺序是千万不可颠倒的，救援时不择手段，事后追责时谨小慎微，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文明社会的一种体现。正如法律上常常讲的——疑罪从无，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再次强调，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成为被营救者之一，谁也不想在不经调查的情况下就成为舆论谩骂的牺牲品。愤怒的公众情绪是常态，这是新闻媒体快销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无从改变，但切不可将这种情绪影响到大众救援工作，要知道，看起来怎么样和实际怎么样，往往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张宁海烈士生前
复旦十八驴友事件早已成为往事，然而悲痛对有些人来说必将伴随一生，当年牺牲民警的父亲如今已经衰老，他为了不让老伴担心，借着旅游的名义独自住院，我们不禁感叹，倘若时光倒流，如果当年救援工作准备更充分一点，是否能避免这起悲剧？而那些被救援的户外爱好者，是否承担起了他们应有的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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