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典，仔细研读，往往能发现其蕴含着十分深刻的治政策略和管理之道，比如，《大学》便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大学》是儒家“仁政”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德治”管理策略的根本原则。《大学》把修身养性的德道原则与治国理政的管理策略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从教育到伦理，从伦理再到政治的系统性的“内圣外王”的管理之道，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古代管理内容，时至今日，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第一，关于《大学》必须知道的几个重要问题，比如“大学”指什么？“大学”与《大学》是什么关系？等等。
首先，从含义上看，“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小学”主要讲述“详训诂，明句读”，包括识字形，辨音韵，释字义，析经典，说的是文字、语词、文章方面的内容，许慎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许慎《说文解字叙》）就像清代《四库全书》所说的，小学教材主要包括训诂、字书、韵书三类。从周朝的教育制度来看，“小学”是为了教育贵族子弟而设立的初级学校，而从古代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小学”所教育、灌输的其实是知书达理的初级技能，即现在所说的做学问的基本功夫。
而“大学”相对于“小学”而言，“大学”讲的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讲的是“德治”之道，是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的基本道理。所以，“大学”乃“大人之学”，乃是关于身心修养和治政之道的大学问，是想作为治政人才的必修的内容。
简而言之，“小学”教的是学知识、做学问的基本功夫，而“大学”教的是进入政坛的基本知识和从政的基本功夫。
其次，从书名含义来看，《大学》是讲“大学”所教的主要学问和理论的，如果说“大学”是“大人之学”，那么，《大学》便是阐述“大人之学”的主要教育内容的。
《大学》原本并非一本独立的书，它是《礼记》第四十二篇，在南宋以前，《大学》从未单独刊印过，相传《大学》乃孔子的弟子曾参（公元前505年～前434年）所作。当然，这传说有争议，对于《大学》的作者和著述的历来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有一观点是大家比较认同的，即《大学》乃儒家的嫡传所作，代表着儒家的正统思想，体现儒家的基本精神。
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兄弟看中了《大学》所讲的内容，将其从《礼记》中特意抽取出来，编次章句，使其独立成书；而朱熹把《大学》又重新进行编排整理，明晰地分出了“经”一章，“传”十章，使之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
朱熹把《大学》和《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并作了详细的注释，使之成为儒家的经典“四书”，而“四书”也成了中国古代后期封建社会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朱熹所编著的《四书集注》后来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大学》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与早期儒家的其他典籍相比，是一篇结构比较严谨、体系较为系统的作品。《大学》的作者在借鉴和吸收了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建构了一套以“三纲八目”为核心的修身之道与“德治”之策，它对于中国后期封建的政治、伦理和哲学理论影响很大。
在朱熹等“新儒学”代表人物看来，《大学》乃“初学入德治门也”，是学习儒家学说，了解道德修养内容，知晓“德治”基本常识的重要入门书。《大学》教导修己安人的基本道理，阐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基本理论，是有志向的人培育伟大人格，造就丰功伟业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