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是一个大文化战略——“大文化”的“大战略”。这里的大文化指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这种“文化”概念是相对“自然”而言的，包括人类的一切行为及其创造物。大战略指的是“振兴中华”的战略，以“创造新文明”为目标。
我们为什么要创造新文明？
因为工业文明不可持续，因为中华民族要为人类做贡献。中国的现代化，不该通化于工业文明，而应创造一种新文明。
当代文明的危机，即对有限地球过度开发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倾向、科学预测和技术评估的困难、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不平衡，是工业文明这种人类生存方式的危机。现有的科学技术给不出挽救的“药方”，工业文明自身解决不了其“不可持续”的痼疾。正像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那样，必将有新的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主导地位。要走出工业文明的危机！要终结工业文明时代！要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一个民族的国际地位决定于它对人类事务所做出的贡献，对人类进步贡献微不足道的民族是难以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曾经在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为人类做出举世公认的重要贡献，而在创造和发展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则贡献甚微。振兴中华的关键在于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在未来的新文明中有我们的重要贡献。自鸦片战争败北以来，长期挣扎在存亡继绝的精神压抑状态下的中华民族，现在应该有一种新的精神境界了！
我们有何条件创造新文明？
我们有绵延不断的母本文化，我们遇到了时代转折的机遇。要有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切勿错失不再来的时机。
依据文化演化的“冲突-融合”机制和工业文明生成的历史经验①，未来新文明必将在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因而一切传统遗惠都应作为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予以尊重。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保存的可续发展智慧，应作为世界稀有的战略资源加以珍惜，作为遗传基因保留在未来的新文明中。忽视农耕文化传统的这种战略地位，或许是百余年来超越工业文明的诸多理论尝试失败的原因之一。
通常情况下传统是历史的惯性，但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却有可能成为创造的源泉。当今的人类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的关头，这是化传统为动力的千载难逢的机遇②。人类社会的中轴正在从经济中轴向智力中轴转换③。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科学将作为“社会中轴”起决定性的作用。
创造新文明的关键何在？
创造新文明的关键是，探索和发展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重建德智平衡的价值体系。
近500年来的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全球化的整体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现实要求，构建具有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普世价值”指全人类认同的价值理念，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理想的追求，从儒家的“大同世界”到共产党宣言的“自由人联合体”。“普世价值”是不同民族和种族、不同文化和信仰、不同国籍和地域的人们和谐共处的前提。
普世价值是“为所有人有理由相信的价值”，而非所有人正在相信，更不是所有人都在践履的价值。它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自组织形成的。
科学对于发展普世价值具有重要影响，通过为人类行为合规律性提供基础而规范人类的一切行为。未来的新文明必定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让科学作为一种与我们的文化无关的工具来发展。
当代科学正在从它的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以“科学人性化和人性理性化”消解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想之间紧张关系。这是人类智慧所选择的价值重建的正确道路。
如何安排我们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前仆后继 300 年，政治、经济、科学 3 部曲。
第1个百年，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反侵略斗争的100年，已经成为过去的100年。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从而获得了世界政治五强之一的地位，也就是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2个百年，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是求安康努力的100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经济强国当无疑问，而我们贡献给世界的主要是几亿廉价劳动力。
第3个百年，21世纪中叶到22世纪中叶，是讲奉献精神的100年，是人类期待的科学繁荣期。在人类创造新文明的进程中，为创造新的科学知识系统和人文价值体系做出重要的贡献，从而成为文化强国。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为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但必须实事求是地定位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21世纪的中国，尚不具备主导世界秩序的条件，只能作为大国合作伙伴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
我们有哪些创造新科学的途径？
把握历史的机遇，发挥边缘创造的优势，化传统为创造的源泉。
历史机遇就是政治、经济、科学3大周期会合，这给后发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基础停滞不前而应用前景广阔，在科学的这种“红灯”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起，等待新科学的“起跑令”。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处在世界科学中心的边缘。奇迹多出“边缘”，边缘也是一种优势。在科学、技术、工程、产业这个生态位链条上，中国的优势在“工程”。在各种工程实践中，注意发现新的科学问题并加以选择研究，而不是一味地追随和模仿发达国家，这种既满足技术需求又兼顾科学发展的模式，在当前是一种可行的发展科学的战略途径。
“复兴”的回归“传统”是“重新发现真理”，如欧洲的文艺复兴。科学与传统文化结合，也是创造新科学的一种重要途径。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新科学的种子，向世界提供我们文明中的最佳遗惠，以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科学知识系统和新的人文价值体系，当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项伟大使命。
注释：
① 英国历史学家韦耳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在其著作《世界史纲》（1920）中提出，文明的演化根源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融合，他详细地分析了在农业文明时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如何产生新的工业文明的过程 .
② 在 20世纪和 21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国际政治和世界科学几乎同时进入新的周期，经济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五长波期、政治进入环球航海以来的第六霸权周期、科学进入文艺复兴以来的第七科学周期，本来相对独立的准周期由于会合而成为时间相关，这是一种可期而不可求的千年一遇的历史机遇 .
③ 依据社会中轴转换原理和对历史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顺序是道德社会、权势社会、经济社会、智力社会、情感社会。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中，科学的发展都既受时代制约又超越时代的限制。尽管科学社会有其大社会环境的制约，由于科学社会活动本身的内在特征，它有能力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使社会中轴从“经济”转换为“智力”.（责任编辑 陈广仁）
作者简介：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
注：本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18 年第21 期，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