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得分三个部分来讨论，一是什么是人生观？二是什么是“正确”？三是如何建立？从平台的阅读反馈来看，笔者认为有时候确实是行文过长了，话少了生怕讲不清楚，话多了又未免啰嗦，故此往后的文章以主旨大义的介绍为主，简约表达。
人生观是对人生的基本认识和理解，以及基于这种认识下所秉持的对人生的基本态度。简单的说，你认为人生是怎么样的？你要如何过自己的一生？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构成了一个人的人生观。
胡适说：“人生观是因知识而变的”。知识按其来源不同划分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直接知识来源于个人以往亲身经历过，亲眼见识过的人生经验的反思和总结；间接知识来源于受教育，阅读学习而来，而书上的知识又来源于他人的直接知识。那么总结下来知识的来源只有一个：知识来源于实践。
从原理上来讲，源于实践的知识再运用于实践中去，这是良性的循环。但是在知识的传播中，往往伴随着不实践者，对知识的改造和传播。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一个热门问题：“为什么明白那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因为纯粹靠传播知识而生活的人，并不需要对自己所传播知识进行实践，他们只需要论证知识的准确性，符合道理就行。很多知识是正确的，但是脱离了实践，脱离了运用。教的人不会用，学的人更不会用。明明知道很多，但是还是没有用。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呢？一是要符合事实，二是要有用。符合事实很容易理解，就是“求真”，认识符合真相，知识必然是正确的。然而这远远不够，很多人下意识的将“有用”等同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又将实用主义跟功利主义牵扯在一起，于是得出：“有用就是可以赚钱，可以升官发财”。这是一种狭隘的、错误的认知。具体的区别这里不详细讨论，如果非要跟西方哲学牵扯的话，那么采用“实证主义”来放在一起理解，但是又得避免其所提出的“不可知论”。
很多问题本身很简单，但是因为同样词汇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表述了不同的哲学定义，早期的翻译并没有注重区分导致后期梳理概念得花费功夫。简单的理解就是，如果一门知识，既不能帮助人类认识世界，又对人类的行为活动产生不了正面的意义，那么这种知识就是无用的。他讲的道理有可能是对的，但是真没什么用。属于旧的知识，过时的知识，所塑造出来的必然是落后的世界观。
新的人生观应该建立在“五四精神”之上，一曰民主，二曰科学。传统国学之中绝大多数的学问是缺乏民主的，不要以为“天尊地卑”是什么好的思想，这种说法的出现本质上不是论述天地，而是通过天在上，地在下的现实，来为“君尊臣卑”，“男尊女卑”提供理论基础的。因此在弘扬国学的同时，避免封建思想复辟也是极其重要的。只有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可以旗帜鲜明地对礼仪尊卑、人治思想进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笔者并不认为周礼是个好东西，周礼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贵族后人世世代代是贵族，工人后人世世代代是工人，农民的后人世世代代是农民。这是不符合圣贤思想，圣人治理国家讲究的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胡适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总结为十四个字，科学精神就是“拿证据来”，谁提出，谁例证。《中庸》讲：“无徵则不信”，没有证据的观点不值得讨论，知识和观点是建立在充分的依据之上的。臆想臆断的论述并不能作为可靠的知识来完善人生观。科学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需要依据现有知识，以及所掌握的基本规律来进行论证。
科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历史科学，他的证据一去不复返，但同样需要在历史长河中寻找出足以证明历史观点的确切依据。二是试验科学，先要提出问题，然后基于问题演绎可能的性的结果，最后通过找证据，或者试验的方法来证明自己推演的正误。近二百年的科学成果都是建立在这种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之上的。
不少学国学的老先生，固执的将国学与西学对立，讲传统文化同西方科学对立。这种认知是片面的，行为是狭隘的。科学早期被翻译为“格致学”，出自《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至于怎样“格物”？《大学》之中没有详细的介绍，不少人猜测这段在流传中被删除了。但是二程、朱熹对“格物”的诠释是符合科学的，朱熹认为是“就物穷理”。有人问程子，“物”有多大的范围？程子答道：“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都是物”。他又补充道：“一草一木都应该研究”。近代史的科学研究范围也不过如此。
王阳明也是“格物”的践行者之一，他“格”的对象是竹子，一连“格”了七天，也没有“格”出道理来，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历来中国文人士子是没有研究自然的风气，也从未正确的总结出有效的试验方法。晚清的朴学再一次证实了中国并不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是面对自然万物严重的缺乏“格物致知”的方法，倒是在“格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目前笔者接触到的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等传统国学的基本治学方法，全部都是针对于图书文字的，这也说明了古人在读书明理上方法是极其完备的。这并不意味着国学跟科学是完全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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