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期的好奇、疫情下的应急手段……迈进直播大军的艺人们，经历过流量变现，也经历过翻车、赔钱
2019年底，李静签约薇娅的MCN公司，并开设了自己的明星直播间，成为早期“吃螃蟹”的明星。
主持人大左加入直播阵线后，还曾引发身边人的不解。
张翰做客华少直播间。
二月底的北京，春雨初下，路上的行人非常少，李静的直播间里却依旧热闹。MCN（网红经济运作）公司谦寻的北京分公司，一间6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被布置成李静的专属直播间，今晚她要在此坚守近四个小时。“这和我们录节目不一样，这在直播间里就算大的了，薇娅的直播间也差不多这么大，再大也没用。”李静说。
原定晚上八点开始的直播，还不到六点，李静便开始和工作人员开会，准备晚上即将上架的产品。做了多年时尚穿搭类节目，当天上架的每一件产品都是李静亲自挑选的，而且她还为这些衣服做了搭配，“我会提前给用户‘种草’，比如一件衣服瘦人可以搭配扩腿裤，胖人可以穿紧腿裤，职场可以搭西服，休闲时可以搭运动开衫……”开播前李静会让人提前做一些小视频发到网上，就像橱窗展示一样，用户在直播开始前心里就已经有了盘算。这是她做节目积累的运营手段。
热闹的不止北京，位于杭州的华少直播间也正在为3月8日“女王节”筹备专场直播；林依轮、叶一茜、胡可、张棪琰等人的直播早已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近两年，明星“跨界”直播已成为娱乐圈的新趋势。刘涛入职天猫聚划算，陈赫携手抖音带货，林依轮的直播间每晚都有百万粉丝蹲守……其中有活跃在影视一线的演员、歌手，也有阔别行业，如今已戏约寥寥的“过气艺人”。但在直播的世界中，无论什么咖位，每一个全民消费狂欢的日子，他们都会走进十几厘米见方的小屏幕里，化身消费者的“姐”“哥”，用尽浑身解数把手中的几十个产品卖出去。
很多人说，明星做直播是“走下神坛”，用自己的名气捞一笔快钱，但看似身份降维，实际上为事业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从明星到主播
风口下的好奇，以及疫情下的谋生
时间追溯到三四年前，互联网收割了大部分传统电视用户，早有感知的李静携东方风行，成为第一拨儿做直播项目的电视公司。公司专门成立了给电商及短视频平台提供直播服务的部门。在开设直播间前，她已在幕后策划了几百场大型直播。
直到2019年年底，某一次《非常静距离》录制结束，薇娅跟李静说：“静姐，我签你吧。”做跨界直播，李静单纯只是好奇。这两年她开始投资基金，直播让李静发现了更多零售经济中的可能性。很多时候一款产品开发后就直接上架售卖，通常要经历几个月的市场反馈后才知道名字起错了、口味调错了、定价有问题。但在直播间，李静只要在这款商品上线前卖上一轮，用户的留言就是最直接的反馈，“我把意见反馈给厂家，他们去改进后再大规模生产，直播间完成了一次前期调研。”
若以入局的时间区分，当下仍在做直播间的明星可粗略分为两类，一类是2019年在直播风口一头扎进该行业的“先锋派”，以李静、林依轮、朱丹、大左等为代表。但直播领域的火热让他们产生了窥探的好奇，想在不同的事业赛道上寻求新机会。
朱丹是2019年底开始试水的。她小时候最渴望的就是拥有一家超市，可以每天在里面整理货架、卖货。而直播间对她而言，就像一座虚拟的百货大楼，主播就是“一家之主”，“那时很多同行开始进入，我就好奇。”
同样是2019年，主持人大左无意间听说薇娅一晚上通过直播卖货卖了一个亿，他很好奇，通过一个人的讲述就能够诱发用户的购买欲，大左似乎嗅到了未来的新趋势。于是他主动向公司提出联系MCN机构，开始了第一次尝试。“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大家的工作按部就班，他们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在疫情之前，很多艺人对直播都持观望态度，彼时虽然有很多直播工作的邀请，但他们大多对此慎之又慎。
在大左看来，很多行业风口都是这样，看到别人开始赚钱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错过了最好的介入时机。直到去年很多人居家致线上购物暴涨，不理解变成了“羡慕”，“最起码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有个事做，而且这也成为了事业的一个板块。”
华少便是起初抗拒直播的艺人之一。2019年不少平台都曾邀请他跨界直播，却被一一婉拒，“当时我还有工作，而且工作密度比较饱满。”但疫情发生后，影视行业停摆，足不出户就可工作的“直播”瞬间成为艺人们的“救命稻草”。和众多投身直播带货的艺人一样，华少也被大潮匆匆卷入这个新兴产业。他们成为第二类涌入直播的艺人——在沉寂中以此谋生，寻找出路。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开设个人直播间的明星至少有二十位。2020年3月，罗永浩宣布进军直播，半个月后其直播首秀砍下1.9亿元销售额，累计超过4800万人进入直播间。5月14日，刘涛化名“刘一刀”，在淘宝直播开启首秀，总交易额超1.48亿元；两日后，陈赫宣布在抖音成立直播间，首秀四小时带货8000万……
没人看、翻车、赔钱……
经历职业生涯中的艰难“战役”
“一腔热血”，是大部分明星入局前的状态，但往往前几场直播却是“铩羽而归”。每个人都试图用艺人工作的经验降维实操于直播，但这个行业远比他们想象中繁杂且自成一派。
李静在直播初期，就曾将访谈节目的经验应用其中，并为直播间定位为“做内容”。直播现场布置得和《美丽俏佳人》很像，而且还是横屏的。直到后来她才发现，用户是来买东西的。“刚进来觉得自己是个大学生，干了两天发现自己是个初中生，再后来发现自己也就是个小学生。”她才明白直播也有“心理学”。作为一个主播，不仅要知道产品，还要看用户留言，要懂流量，甚至要知道这个时段是什么人在看，“举个例子，晚上11点之后，我们基本不上母婴产品，因为妈妈们都睡了。”
朱丹也曾以为直播比主持简单，不用台本，想说什么说什么，能不能卖好，仅取决于主播会不会说。“这是对直播的误解，或者说是刻板印象。”朱丹坦言。
第一场直播在2019年年底，很短的筹备时间内，朱丹要对二三十个产品如数家珍，甚至要一一亲自试过，才能知道感受，知道怎么售卖，知道价格优惠。这些“记忆点”远比一期晚会的内容多得多。而一场直播几个小时，大部分反馈都只能来自于直播间里的评论。直播带货平台有自己独特的粉丝聚拢模式，即使在其他平台已经拥有成熟的粉丝群体，在直播带货赛道依旧要从零开始。朱丹首播时评论很少，偶有一些粉丝不断刷屏，她只能强行自说自话，甚至自嗨。“我看到别的主播都特别亢奋，也以为要那样的状态，结果把自己弄得特别累，特别焦躁，语速也快到别人都听不清我在说什么。”直到一年后，朱丹才调整到相对舒服的状态。
刚开始做直播时，大左也经历过一段低谷期，他记得自己第一场直播后，“工作人员都没敢跟我说数据。”直播间经常在线人数就几十个，即便在线人数涨得特别高，但根本没什么人下单。“刚开始是赚不到钱的，甚至是赔钱，但我觉得既然做了，就要坚持下去。”至今，大左都觉得直播的成功学是无法复制的，每个人都截然不同，“可能会有一些算法和打法，但别人问我，我还是觉得是一种玄学。”
自带流量与销量
品牌商青睐，性价比远超代言
如果将直播比喻成大型的斗秀场，明星便是其中出场自带背景音乐的“热门选手”。
在朱丹看来，明星身份的加持，起步的时候确实会让网友更愿意倾听，同时相信，进而购买，“建立信任的周期会比别的直播间快很多，粉丝的聚拢也会更快。”明星的知名度和社会形象，同样令品牌趋之若鹜。当华少与短视频平台签订合作，还没确定直播日期时，便有不少品牌闻讯找来。
银河众星是一家专业的经营明星直播的MCN公司，深耕明星主播，一定程度上不仅看到明星直播的风口趋势，同样考量到品牌对艺人的强烈需求。公司联合创始人庄主表示，过去艺人大多只能通过代言，以图片肖像、广告、宣传活动等方式为品牌赋能，但究竟能否转化为实在的销量，很难有具体的数据佐证。而直播提供了更灵活、直白的合作模式。例如，银河众星与品牌签订合作协议时，明星肖像权的使用也起到了品牌加持的作用，品牌可以在商品宣传页上加上明星照片，并写明“某某推荐”的字眼；与此同时，明星直播时会为商品提供口播、细节讲解，相当于为商品背书，直播间也会将消费者直接导流进店铺，转化为销量，“收益转化率会比代言模式更直观，性价比这一块也会划算很多。既可以带来流量，也可以带来销量。”
此外，明星直播也为新国货带来全新生机。以往，大多艺人在选择品牌代言时，会以知名品牌、成熟品牌为优选。但直播不同，从费用而言，明星直播的服务费远低于其代言费用，选入门槛较低，且相比品牌知名度，明星反而更在乎商品质量、品牌态度。
“事实上，直播电商给予了中国每个行业每个品牌重新再做一次的机会。”华少坦言。过去明星做一场宣传活动、拍段广告，究竟能覆盖多少人永远是个抽象数字，但电商直播是具象的。若同时在线两万人，就相当于在大城市的中央体育场举办一场大型活动。
出了问题到底该找谁？
选品要谨慎，质检、客服得到位
“明星主播的优势可能就是别人会多点进来看你一眼，劣势就是大家会对你要求更高。”华少曾为回馈消费者，自掏腰包在老干妈经销商那里买回1000瓶老干妈，进行“1元秒杀”。但一位买家收货后称瓶子坏了，找到华少售后，华少直接给他寄了两瓶。但对方表示瓶子还是有问题，要求再赔偿，不然就去平台投诉。最后华少不仅自费赔偿了六瓶老干妈，还将1块钱退给对方。“很多用户，特别是一些新用户，他会对明星主播有更高的要求，容忍度也更低。”华少说。
新京报随机调查了261位消费者，其中近一半看过明星直播间的用户表示“买着放心，相信他们（明星）不会欺骗消费者”，而68%的人则坦言，在明星直播间下单是因为“信任”。
明星的影响力，是其开设直播间最直接的流量、招商转换；同样，相应社会责任的背负，以及消费者更大程度的信赖，令其对选品质量的保证也成为存活底线。
朱丹的选品就极为谨慎小心，她甚至会在自己的直播间买品，家里用的都是直播间要上的产品，“有些东西需要长时间使用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
明星直播间同样需要配备更强有力的客服。华少起初认为，直播客服应等于品牌客服，直到他在直播间送了一辆地摊车，中奖者想折成现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华少，“很多时候真的说不明白。”包括很多消费者只认识明星，不认识品牌或者不愿意找品牌，因为直接在明星社交媒体下留言就可以达到投诉，抑或是埋怨。直播需要长期、大量面对消费者维权，对明星公众形象的维护是一场巨大的危机考验。
这也是银河众星近半年加强、扩增运营、质检、客服团队的重要原因。想进一步提升流量和销量，形象维护与口碑建设必不可少，“我们也不希望艺人来这儿直播后对自己的公众形象有所影响。”庄主坦言。
明星直播团队
团队配置
华少起初的直播团队只有十几个人，其中还包括相当一部分电视节目制作的团队，“一直在组建，招人就没停过。”而后，华少设立了市场、招商、公关、短视频运营、客服、副播管理、副播运营培训等多个专业部门。“团队是伴随着业绩的增长而增加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预计会在100人左右。”
相较华少独自成立团队，大部分艺人还是选择了与专业直播团队或MCN公司合作，例如李静、大左签约了薇娅所在的谦寻公司。李静称，起初直播时公司董事长董海锋每一场都要看，并快速给出意见。朱丹接触了大量的直播团队，最后选择了一个较为年轻，却在直播方面具有经验的团队。目前朱丹的团队分为直播间运营、直播间商务和内容运营三个部分。
汪涵、胡兵、黄英等艺人则签约了MCN公司银河众星。公司联合创始人庄主介绍，银河众星搭建了内容、运营、供应链、商务、宣传、流量采买等多个专业部门，从货品端而言又细分为选品、质检等团队。MCN完善的内容制作团队以及完整的直播团队，可以极大减轻艺人的压力，并帮助弥补艺人对直播的不熟悉。“明星本身经纪团队是不需要有太多直播相关经验的。”
定位
朱丹在直播初期曾经尝试过护肤和美妆产品，但生活中很少化妆的她，对于这些品类非常陌生，讲解时很辛苦，“甚至产生过不想再播的念头。”
在朱丹看来，明星直播的产品还是应该贴和本人的定位和生活状态，否则直播会变成非常辛苦的事。这也是为何她的直播间逐渐变成了“母婴天地”。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朱丹非常喜欢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她也加入了很多的母婴群、妈妈群，在和宝妈交流过程中，了解到妈妈们的需求，接收到大家对各种产品的反馈，“我的直播团队同事说当我介绍绘本时，整个人会发光。”
而MCN公司银河众星为胡兵直播间打造了“第五空间舱”的专属IP，货品主要覆盖高消费生活场景。庄主表示，由于胡兵的模特身份，在某些领域会比一般艺人更具备专业优势。例如某个主播在安利一款包时，可能只会介绍价格更低，但胡兵可以拓展到什么场合背这个包，以什么样的衣服搭配更合适；护肤品他也会更多考虑年龄、皮肤状态的区别。“不一定贵的就是好的，明星需要对商品更了解，才能辅助消费者真正选到合适的产品。”
选品
华少筹备一场直播，大概需要一周到半个月。公司首先会举行策划会，制定下一场直播的主题。主题和主播身份以及即将到来的时令节气都息息相关。而后，招商部门会挑选合适的品牌，以及旗下合适的产品。待第一轮筛选结束，第二轮的样品全部寄到公司后，华少便着手参与其中，试用、比价、了解产品，评估是否适合主题，包括售后、客户评价等，华少都要亲自把关每一个流程。
“最痛苦的就是食品和洗发水。”华少笑着调侃道，“因为你不可能一个选品会洗六七次头发。食品也很麻烦，人的饭量是有限的，每次选品会吃完（那么多）之后其实（胃里）都很难受。”但华少还是坚持每个品类都试吃试用，亲自把关。紧接着，大量的商品会退回到商家，剩下的一部分入库，一部分列入备选名单。而最终直播间会出现哪些产品，通常会在第二次选品会上由华少和工作人员一同投票决定。
实际上由于工作密集，大部分艺人在直播前，只能参与一到两次的选品，因此大部分产品的试用要交给专门的工作人员。但对于与MCN公司合作的明星而言，“一票否决权”代表着其对直播间的重要把控。银河众星的选品就会适配明星直播间的定位，汪涵只推荐优质国货，胡兵则是天猫奢品全球主理人。通常选品要历经为期二十天，近四轮的筛选，才会罗列出初步名单送到艺人手中。紧接着艺人将参与最终的选品环节。“像汪涵老师本人不仅要参与选品，还要提前试用所有我们选出来的产品。在商品审议会上，他会提出自己的使用感受。其次他要求每一期直播间一定要有公益品或助农产品。”庄主透露，艺人参与直播流程会一直延续到售后、销量及产品评价等环节。
如今，主持人华少的直播间“肥仔华百货公司”做得风生水起，每逢营业，都能迎来几千万消费者簇拥围观。不少明星朋友听闻，也前来华少直播间走穴，顺带讨教经验。“我会建议他们不要做。”
华少感慨，“如果想走穴，我们可以帮忙，但如果是创业，现在不是最好的时间。来我这儿试试水就行了，自己搞电商直播其实挺累的。”
自2020年明星直播赛道萌芽、激增，至今迅速壮大，有人留下，有人离开。留下的人，不乏日观看量破百万，但销售额却是无法说的秘密；有些则推掉了戏约和商演，只为坚守着那几万个（粉丝）不稳定的流水……当直播行业的金字塔逐渐趋稳，明星直播不再是“走下神坛”的低价演出，接下来明星主播或将面临与头部主播在各大购物节争抢品牌，以GMV（Gross Merchandise Volume，即一段时间内的成交总额，多用于电商行业，一般包含拍下未支付订单金额）数据一决高下，以及消费者“只看低价，不看名气”的残酷现实。
这条新的事业捷径，他们究竟还能走多远？
消费者
无论是导购、网红还是明星，最后都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产品。消费者大多还是奔着产品去的，谁家优惠力度大，谁的东西当下需要，她就是谁的“粉丝”。
直播间不是饭圈，买的是商品
3月8日“女王节”，是小白（化名）今年第三次选择在明星直播间下单。起初对明星直播间的“新鲜感”，如今已变得“轻车熟路”。即将成为准妈妈的她，近半年除了坚守着朱丹直播间的“铁粉”名号，同样也关注了不少母婴品牌的素人直播。
“谁价格低，我就买谁的。”在她看来，当直播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主播也早已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出身”界限。无论是导购、网红还是明星，最后都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产品。消费者大多还是奔着产品去的，谁家优惠力度大，谁的东西当下需要，她就是谁的“粉丝”。
消费者对直播间“去明星、网红化”的态度，在新京报的调查中也可见一斑。新京报记者对261位消费者进行了一项随机调查，约75%的人看过明星直播间，但有近一半不曾为其消费。其中“明星直播间价格不便宜”“明星推荐的产品不喜欢”，是导致他们不关注的主要原因；下单的人也大多因为“产品恰好是自己需要的”“价格优惠力度大”。而当问及“你是否会因为是明星直播间而下单？”近57%的消费者均予以否认，“还是要根据商品和价格”。当明星“刷脸”带货这件事变得稀松平常，好的“产品”成为他们立足数据战场的唯一武器。
“我身边看直播间的朋友，都不太关注什么明星效应。我喜欢朱丹的直播间能科普一些实在的母婴知识，但如果今天她卖的不是我看上的牌子，或者价格没其他平台便宜，我照样去别的地方买。”小白犹记得李湘在2019年刚参与直播的时候，160余万粉丝在线观看，但某件高达四千多块钱的水貂毛羽绒服却一件都没卖出去，“剁手党都交过不少智商税，但也是相信产品。直播间不是‘饭圈’，我们买的还是商品，不是明星一笑。”
事故频出，信赖程度大打折扣
“明星公信力”能否持续，也成为消费者与明星直播间相互选择的考量因素。近两年，关于明星刷数据、直播翻车、货不对版等争议不绝于耳。例如，某明星在一次直播中以一千多元的价格售卖某大牌奢侈品包，但当消费者试图在第三方平台转卖时，却被鉴定为疑似假货。罗永浩直播售卖某大牌羊毛衫，却被网友质疑收到做工粗糙的假货。而后罗永浩也在微博发声明承认售假，并表示供货方涉嫌蓄意欺诈，同时联系购买产品的消费者进行三倍赔付。
“信用危机”成为悬在明星直播间的达摩克利斯剑。在新京报的调查中，近一半关注明星直播间的人都表示，相比李佳琦、薇娅等专业主播，更相信明星不会欺骗消费者；有68%的人表示是因为“信任明星”才下单，但约84%的消费者会在下单前，仔细查看正品保障以及货品来源，可还是有约18%的人曾经买到假货。
欣欣（化名）是李佳琦、薇娅直播间的“钻粉”，今年才开始关注几位明星的直播间，“他们商品种类更多，平价商品也多。”但与前者几乎均是“旗舰店”出品不同，欣欣曾在几个明星直播间里看到过非“旗舰店”的产品，“专卖店”“工厂店”等字眼，以及比旗舰店便宜过多的价格，让她对商品质量存疑，“虽然有明星背书，卖家也保证假一赔十，但还是觉得不放心。”她曾经在某明星直播间看到一辆电动车，有消费者留言提问电动车的性能问题，但明星却含糊地让大家咨询商家客服；还有明星在直播间推销一款加湿器的时候，直接错误地倒了茶杯里的温水。
在欣欣看来，原本大家都相信明星对羽毛的爱护，但假货、水货、刷数据等丑闻频出，让消费者对明星直播的信赖程度已经打了折扣，“现在我都不看是不是明星，或者谁观看量高了。谁的价格合适，谁真心推荐，消费者都能看出来，我们会货比三家，合适再买。”
明星&MCN公司
真当事业来做，才能存活于此
疫情趋稳，艺人的工作回归正轨，直播也由临危受命的主业正式退居二线。不少艺人离开“直播一线”。
2020年10月20日，胡兵在横店剧组拍戏，直到次日凌晨1点收工。他迅速坐上车，3点抵达位于杭州的直播棚——胡兵“双十一”狂欢节的主要阵地。来不及休息和补觉，他便开始和工作人员对21日晚“双十一”定金首日的直播台本，并为10月27日的第二场直播选品，一直持续到早上7点。五个小时的短暂休息后，中午12点胡兵再次现身直播间参与当天的直播彩排，检查确认灯光、装潢、台本等一系列细节。直到晚上19点半，直播开始，胡兵从舞台上有仪式感地走到直播位，围巾、项链、包包、服饰日用品等26个产品逐一上架。整场直播持续了近5个半小时。22日零点30分胡兵下播，但工作并没有结束，来不及卸妆的他，抓紧时间和团队确认10月27日的直播台本以及11月1日的直播选品。直到22日早7点，他坐车回到横店继续拍戏。
随着疫情趋稳，近半年间，艺人的工作回归正轨，直播也由临危受命的主业正式退居二线。不少艺人离开“直播一线”，例如陈赫、戚薇、胡海泉等，每月仅保留一至两场直播；还有一些艺人彻底离开这棵“救命稻草”。
如今很多艺人都是兼职直播，但实际上真正能做下去的人，至少要为这份工作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而不是玩票。“做直播，明星一定要当作一份事业，才能长久。”MCN公司银河众星联合创始人庄主说道。“向美好出发”直播间，采用周播形式，一周一次或一个月三到四次，但汪涵会提前为直播预留出足够的准备时间，“我们会合理规避掉明星排期冲突。但艺人也不是有空才来做，胡兵会主动推掉很多的戏约和演出活动，从而保证直播间品质。”
华少则创立了一家全新的MCN公司，成了电商直播的创业者。“我不是来收割的，我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明星直播。我是电商直播公司的创始人，同样也是生产工具，我更在乎的是怎么把每一场做好。”
华少坦言，当风口过去，直播不再是明星生存、曝光、盈利的新机会，其实很多艺人对销售这件事是不擅长的。“因为大部分艺人的生活状态、生活逻辑都不一样，你觉得自己讲得很好，不代表大家会买。”而成为创业者，华少看得更长远，在他的愿景中，他希望自己的直播事业至少要做三到四年，未来能通过积累用户，打出“肥仔华百货公司”的品牌，开发自己的品牌供应链。
如今，李静也在直播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并认识了一群生活习惯、消费习惯都与其很接近的粉丝。当粉丝累积到一定程度，很多产品李静不介绍，粉丝也会买单，他们喜欢听李静讲更多关于生活态度，关于产品延伸出来的知识。“我希望通过我的直播间，能让更多人像我一样精力充沛，有质量地活着。”
直播也已经成为大左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月至少不低于12到15场。”2020年复工后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早上4点多起来拍戏，收工后再准备直播，经常忙到夜里。“2020年是我长这么大最累的一年。”大左深吸了一口气说。
经济学专家
虽有经济效益，但可持续性不强
明星选择直播带货，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另一个职业，而明星的时间配比毕竟更多是放在影视行业中，很难有精力去投身直播经济。
很多人认为，明星直播间最大的优势是“明星效应”以及“表现能力”，但数据证明，明星效应的收益转化率并不全然理想。根据小葫芦大数据显示，3月8日“女王节”某电商平台直播观看量较高的叶一茜和林依轮，其三十日（2月15日-3月15日）内场均销售额分别是277万和504万元，与薇娅场均1.19亿、李佳琦场均8417万元仍有不小的差距，多位网红主播也达到了场均1000万元以上的销量。
而品牌方对于明星直播间的态度，也处于“聊胜于无”的疲惫之中。据悉，某演员曾在去年直播首秀中带货某款化妆水，品牌方托人花了25万元坑位费。几十块钱的商品仅卖出50单，还不算第二天退款的。反观明星直播间的坑位费却水涨船高。某MCN公司负责人曾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明星直播间对商家而言不再是稀缺资源，除非是需要所谓“曝光度”或明星背书，如今他们邀请明星直播都会多加考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表示，直播经济领域重要的其实不是流量，而是品质。当前的头部直播从业者自身都对营销、带货有着深刻的了解，其背后的团队在选品、议价上也是非常的努力，直播间里几小时的直播背后是数天选品、议价、了解的过程。明星选择直播带货，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另一个职业，而明星的时间配比毕竟更多是放在影视行业中，很难有精力去投身直播经济。至于未来明星直播间能否有经济效益，盘和林认为还算乐观，但可持续性并不强。“直播行业还是需要深耕的，而且前期的竞争已经结束，现在进入很难吃到初始的发展红利。”（新京报记者 张赫 张坤玉）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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