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刘邦成了新的汉王朝的皇帝。他在洛阳南宫大摆宴席，招待手下有功之臣。刘邦问大家：“你们说说我为什么能取得天下？项羽又为什么失了天下？”直性子的王陵率先开口道：“陛下不懂得尊重人，项羽则关爱手下。不过，陛下派人打下地盘，都大方地赐给他；项羽则是别人立下功劳，打下城池，他舍不得赏赐人家；所以，将领都愿意跟着陛下，项羽却失掉了人心。”刘邦听了，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段话十分有名，后世提到楚汉之际的英雄，都会想到刘邦的评价，把韩信、张良、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
汉高祖刘邦像 明人绘过去这段时间里，读者和我一起回顾了韩信与张良的一生，现在，我们终于要面对最后一位人物——萧何。
汉相国酂侯萧何像 故宫旧藏，我们大都觉得萧何是与韩信、张良平分秋色的人物。萧何侧重内政管理，张良精于谋略，韩信长于统兵作战，他们各有擅长，难分伯仲。不过，司马迁不这样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他给三杰下的赞语。司马迁为韩信感到惋惜，认为如果韩信懂得谦让，不自恃有功，那么他的功勋堪比为创立周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周公、召公和姜子牙，他将世世代代受人敬仰、祭奠，何至于满门就戮呢？关于张良，司马迁感叹张良计谋高超，仿佛冥冥之中有神灵相助，在没有见到张良的画像前，司马迁在信中描绘的是一副魁梧奇伟的英雄形象。韩信和张良都是司马迁眼里的英雄，哪怕他们中一个被人蒙骗，不光彩地死在钟室里，一个实际上身材瘦小，面容柔美，与通常想象的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然而对萧何，司马迁说了这样一段话：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龠，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在司马迁的这段评价里成了一个原本碌碌无为的人，只是傍上刘邦这颗大树才得以发迹。楚汉战争中萧何的角色不过是一个替刘邦看门的大管家，等韩信、黥布这些响当当的大人物接连被杀后，他的功劳才够得上数。像周公、召公、姜子牙之类一流人物，萧何是难能比肩的，只能与第二等的闳夭、散宜生（周朝大臣）平起平坐。司马迁就差直接嘲笑萧何“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了。
秦代从事文案的吏掾会携带这种刀具，当简牍上写错字时，使用这把刀刮去字迹。所以这些从事文案的吏掾称为“刀笔吏”。萧何的功劳大小在汉初封赏时候就成了争议的焦点。刘邦很看重萧何，认为他功劳最大，打算多封给萧何食邑。其他功臣不服气，说：“我们披甲持矛打仗，多的打过一百多场，少的也有几十场，替陛下打下了大大小小的城池。萧何何曾有过汗马之劳，就是耍耍笔杆子，动动嘴皮子，凭什么功劳在我们之上。”刘邦不慌不忙道：“你们了解打猎么？追捕野兔的是猎狗，但下令出击的是猎人。攻城略地的你们就好比猎狗，萧何就是下命令的猎人。打猎能成功，是猎狗的功劳大，还是猎人的功劳大？再说，你们大多是孤身一人跟着我打天下，要不就是带上兄弟和家仆，最多就两三个人，萧何却让全家齐上阵跟随我，这份大功不能忘。”功臣们听了刘邦的话，心里其实是不服气的，但皇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多赏赐萧何，于是大家也不敢再说什么。
南阳王庄画像石田猎图
不久，朝廷又商定各种朝会的位次。这虽然不像受封那样关系到实在的经济利益，但也是能带来足够荣耀的事。大家点数一遍功劳，共同推举曹参为第一，因为他攻城略地最多，而且屡经恶战，身被七十余创。刘邦心心念念的还是萧何，然而，之前受封时他已经驳了大家一回面子，这次不好开口。关内侯鄂千秋机敏地猜透刘邦的心思，赶忙上前道：“群臣所言差已。曹参的战功都是一时的功劳。咱们汉与西楚打了五年多，死了不知多少士兵，还有不少逃跑的。萧何不等陛下下诏，就源源不断地从关中调遣士兵补充前线。咱们跟西楚在荥阳对峙，军中粮草还不多亏萧何从关中转运。说句难听的，陛下好几次都丢了关东，而萧何牢牢地守卫关中给陛下一条后路。这些可都是千秋万代之功啊。应该让萧何排第一，曹参排第二。”刘邦听罢，还没等群臣搭话，立马喊道：“说得好！”下令萧何位次第一。当然，揣摩出刘邦心思为他化解难题的鄂千秋也不能亏待，刘邦加封鄂千秋为安平侯。
萧何和曹参原本是同僚，秦末起义之前，萧何是沛县主吏掾（相当于今天的县组织部部长），曹参是狱掾（今县法院院长），两人关系还不错，可是因为这次受封和排定位次的事，两人之间有了矛盾。
由于秦代实行军功爵制度——功劳大小由战场杀敌多少决定，人们大都形成一种观念——死人堆里挣来的才是功劳，什么镇守关中，什么出谋划策，都是虚头巴脑摸不着的东西，算不得功劳。我们在《张良的人生密码》中提到，张良也因为这套记功制度而功勋不显，还是刘邦特地令他择齐三万户为食邑，不过，当时张良已有功成身退的意思，所以没有接受。
秦代二十等爵制司马迁看不上萧何倒不是因为他也认同军功爵制度，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司马迁敬佩同样耍笔杆子、动嘴皮子的张良。从司马迁给萧何写的传记中，我们能窥测出司马迁隐隐暗示萧何特受上赏主要缘于他与刘邦之间旁人难比的亲密关系。
萧何和刘邦是老相识。刘邦年青时放荡不羁，做了不少坏事，萧何仗着自己是主吏掾，常常包庇刘邦。刘邦当泗水亭长后，萧何仍处处为他行方便。我们今天称之为“官官相护”，可对汉朝人来说，这些故事反倒成了萧何慧眼识英雄的佐证。对于萧何这位官场上的哥们，刘邦一直念着他的好，当了皇帝后，刘邦也总想报答萧何。萧何受封后，刘邦特地又给他加封两千户。刘邦说，当初我出差到咸阳，同事为我筹集路费，别人都送三文钱，唯独萧何给了我五文，这多加封的两千户就是回报那多出两文钱的恩情。知恩图报固然可敬，由此体现出来的君臣相和也能传为美谈，但这件事的另一面是作为天下公器的爵赏封邑被用来报答帝王所受的私恩。
秦代货币半两
韩信和张良在司马迁笔下都是志向非凡的人物，而萧何似乎没有明确的志向。萧何参加反秦起义完全是被动的。司马迁说，萧何、曹参是文吏，胆子小，担心起事不成，将来被秦朝族诛，于是推让刘邦作首领。这样一种退缩犹疑的态度，比起韩信仗剑而游的洒脱和张良矢志复国的信念自然少了一股英雄气。汉初地方极不太平，陈豨、黥布两次谋反，刘邦都不得不亲往平叛。当时，萧何贵为相国，辅佐吕后、太子留守京师。刘邦在阵中时常遣使询问萧何的近况，萧何只当是前线缺兵少粮，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刘邦筹集兵粮。萧何的门客却发现其中问题，提醒萧何道：“论功劳，您位居第一，如今又贵为相国，可以说到了人臣之极。您镇守关中十余年了，深得民心，陛下数度遣使询问您的情况，那是畏惧您在关中的势力，害怕您谋反呐。您还不赶紧贱买田地租出去，这虽然会在老百姓那里留下坏名声，但能让陛下觉得安心呀。”萧何听了，立即照办。
居延出土的汉代签牌，又称揭，用作归档案卷的标牌。这个签牌上书“阳朔五年正月尽十二月府移丞相御史刺史条”，说明这批案卷是居延都尉府对汉成帝阳朔五年（前20年）一年里发给丞相府、御史台和凉州刺史的文书的汇总。其实，成帝的阳朔年号仅有四年，大概因为居延地处边关，消息传递得慢，尚未收到更改年号的消息。这天，刘邦从前线回朝，远远望见前面一大群百姓跪在道上，呼喊着相国强买百姓田宅，要上书皇帝主持公道。刘邦听了，心里乐开花，等萧何谒见时，笑着对他说：“连相国也跟老百姓争利呀！这是百姓的上书，你自己向他们谢罪吧。”萧何一时没反应过来，忘了要“自污”的计划，反倒替百姓请求道：“长安耕地少，请陛下把上林苑中的空地拿出来租给百姓吧。”刘邦听了，立马变脸，勃然大怒道：“我看你是收了商人的钱，才来跟我要上林苑的土地吧！”下令把萧何押往廷尉府大牢。几天后，王卫尉侍奉刘邦，轻轻上前问，相国犯了什么大罪，陛下突然把他抓起来？刘邦道：“据说李斯当年辅佐秦始皇的时候，有好名声都留给君主，自己占着恶名。萧何倒好，朝我请地，向百姓卖好。”虽然刘邦的怒气还未全消，但毕竟没有理由拘禁萧何，于是就命人将萧何放出来。萧何待刘邦一向恭敬小心，这次触犯逆鳞，受了几天苦，更加小心翼翼，哪管得刘邦曾准许他剑履上殿，赤着脚，奔进殿里，忙不迭叩头如捣蒜。刘邦不耐烦地挥手道，“行了，行了，别整这一套了”，叹了口气，酸溜溜地说，“你为百姓请愿，我不答应，我也就是一个桀纣之君，您相国留下了贤相的名声。我把你关起来就是让百姓们都知道我的过失。”
山西榆次的狱神庙（清代建筑）被关入监狱的萧何，后来很讽刺地变成了民间信仰中的狱神。
作宰相的，原本一心一意安抚百姓，就因为有功高盖主之忧，不得不“自污”求安，这真是对一朝制度的莫大讽刺。在《李广之死》中，我们知道了司马迁多么厌恶君主专制，对他的残忍暴虐也有切身之痛。司马迁是儒家信徒，按照儒学观点，萧何贵为相国，统率百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应匡正皇帝走上正道，而不是在无聊的君臣猜疑中明哲保身。然而，萧何没有达到宰相的理想标准，他的人格气质还是那个起事之初畏首畏尾的小吏。他软弱顺从，一不留神就曲下膝盖，准备磕头。他非但不会严肃地匡正刘邦，反而在君主威严下甘心“自污”。所以司马迁瞧不起萧何，认为他不过是借着刘邦的光芒成就一番事业，到头来只是一个听话的大管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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