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会川伯赵安金书铁券”正面
明会川伯赵安金书铁券”背面
刘光煜
在很多历史题材的电视电影中，曾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当闯下大祸，依律当斩时，会出现“免死金牌”这样一件器物，以求躲过处罚。那么，在历史上，果真有“免死金牌”吗?
自汉以来，铁券在文献中多有出现，但目前国内发现的铁券并不多。现藏于甘肃省文物商店的一件名为“明会川伯赵安金书铁券”的文物更是极少公开展出，颇为罕见。这件铁券在我国古代代表着免死之意，关于它的来历很多人并不了解。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探究一下这件明代铁券文物的珍贵历史价值吧。
<文物档案>
铁券文字镶嵌于券之两面。正面20行，每行8至13字，共计218字，其文为：“维正统五年岁次庚申七月辛丑朔越二十二日壬戌。皇帝制曰：人臣以忠事为贤，人主以褒功为明，此古今之通义也。尔左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赵安，以刚勇果毅之资，事我皇曾祖，多效劳勤，继事皇考，益著边功。朕嗣大位，适西鄙未靖，命尔整饬边防，率师备御，乃能抒忠奋勇，斩馘俘虏，厥绩茂焉。朕用尔嘉，特授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封会川伯，食禄一千石。仍与尔誓：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免尔壹死。于乎！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其益逊乃志，持乃禄。朕无忘尔功，尔亦无忘朕训，常以暇逸怀其艰难，常以戒惧保其富贵。慎哉钦哉，惟克永世！”背面右上角有一“右”字，中间2行15字：“若犯死罪，初犯将所食禄米全不支给。”
该铁券呈瓦状，近似半圆形，立高20.9厘米，横广40厘米，厚约0.2厘米，重1.7公斤。质地为铁质，虽经500余年，其周身并无锈迹，有如新制。铁券制作精良，形制规整，券身厚度一致，周边平滑整齐，特别是券上的错金文字，为楷体直书，书法遒劲，字口平整光洁，错金技术高超，至今无一金字脱落或残损，此文物展览效果非常好，在玄铁衬托下的错金文字熠熠生辉，在展出时也显得金光灿烂，别具一格，颇具观赏性。
目前铁券最早在文献中记载是《汉书·高帝纪》，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其上丹书誓词中有“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等语。虽未有西汉之铁券实物出现，但一般认为，汉高祖颁与功臣的铁契即为“铁券”。从最早的铁券可以看出，汉高祖平定天下后，为笼络功臣，表示要与功臣世世代代永享富贵的决心，便用古人惯用的信物——符节作为凭证。但符节多为竹木制成，不易保存，于是汉高祖将其材质易之为铁，以丹书之，试图提高其耐久性与可信度。其形制来源于符节，也应是一分为二，君臣各执其一。虽两汉以来，帝王赏赐铁券仅此一例，但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自汉以降，直到明代，铁券一直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中。
铁券为皇帝赏赐的特权，人们自然将铁券与皇权联系起来，成为皇权之象征。汉时的铁券只是有“汉有宗庙，尔无绝世”此类誓言，并无免死之意。到了南北朝时期，战乱纷纷，生灵涂炭，人们对世袭爵禄远没有求保自身安危那么迫切。《北史·李穆传》记载，李穆战斗中冒死救下宇文泰，宇文泰大加感激，认为“爵位玉帛未足为报，乃特赐以铁券，恕其十死”。《魏书·皇后列传》载北魏成帝后冯氏临朝专政，赐宠臣王睿“金书铁券，许不死之诏”。至此，铁券誓词由汉初的世袭爵禄一改为免除死罪。另外也出现了“金书铁券”之名称。到唐代，统治者对铁券的使用有增无减，对赏赐的铁券难以计数，除了唐初对开国之功臣赏赐之外，在数次宫廷政变与安史之乱中立下重大功勋的重臣也都赏赐铁券，在唐后期，为安抚归附的安史旧将，笼络势力庞大的藩镇将领，多次赏赐铁券，使得铁券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宋朝也多有赏赐铁券的记载。其功用与前朝区别不大。唐宋朝，铁券皆有具体的免死次数，不仅功臣本人可以免死若干次，其子孙也可享此特权。并且免死次数很多，如著名的钱鏐铁券“卿恕九死，子孙三死”。赵匡胤赐予陈桥兵变的功臣王审琦的铁券“恕九死，子孙五死，云孙恕三死”。免死次数有递增的趋势。
明代是铁券最为盛行的王朝，明太祖朱元璋以布衣起家，开创帝业，为笼络共同打下江山的功臣，将封爵与赐券结合在一起，并制定了相关的严格制度。朱元璋初期确有“保恤功臣之意”，于是在分封功臣前决定效法前朝君王颁赐铁券与勋臣的做法。但因“而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钱氏家藏有吴越王钱鏐唐赐铁券，遣使取之，因其制而损益焉。”钱氏铁券前文已提到，其经历颇为传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铁券实物。朱元璋根据钱鏐铁券的形制“因制损益”，首先外形上由“瓦”形变为“覆瓦”形，将券的弧度加大，再将普通的铁质加入特殊材料制成“质如绿玉”之感，所以会川伯赵安金书铁券表面至今无一处锈迹，如深入研究成分与工艺应有相当的科学研究价值；其二是将前朝券文全部刻于一面，改为正面“外刻履历恩数之详”，背面“中鎸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在免死次数上，一改前朝动辄免十死、九死，明代对此也大为缩减，如百官之首的李善长所赐之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其他赐券大臣也只能免一至二死；其三明确规定铁券分为二通，一付赐予功臣，另一付藏于内务府，类似“虎符”之作用，在现存的几个明代铁券中，背面边角皆刻有“右”字，另外一付应有刻“左”的铁券存入内府；最后明代对赐予的铁券根据大臣爵位高低有七个不同的尺寸标准，“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高广尺寸递杀有差。”最低的二等伯，其铁券“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会川伯赵安铁券正属此类。明代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而一旦晋爵，铁券亦相应更换。例如现存故宫博物院有两付朱永铁券，分别是朱永被封抚宁侯和晋爵保国公的铁券。《明史·职官志》规定受赐铁券的功臣封号分为四种：“定天下者，曰开国铺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余曰奉天翊运推诚，曰奉天翊卫推诚。武臣曰宣力武臣，文臣曰守正文臣。”会川伯赵安铁券封其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为封号的第四种。
会川伯赵安传见《明史》卷155。赵安，字仲磐，狄道人（今临洮），其先祖应为世居临洮的赵阿哥昌，版籍西域，吐蕃人。北宋时期活动于青唐城（今西宁），建立了强大的部落政权，因助北宋攻西夏有功，被赵宋皇帝赐姓为赵。赵阿哥昌及其后嗣累仕金、元、明各朝，因其世居于甘青地区，又颇能审时度势，备受各朝统治者的倚重。赵安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从兄琦、土指挥同知，坐罪死，安谪戍甘州”。谪戍10年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进马，除临洮百户。使西域，从北征，有功，累进都指挥同知”。英宗即位后，正统元年（1436年），进都督同知，充右副总兵官，协任礼镇甘肃。赵安勇敢有将略，被称为西边良将。正统三年（1438年），以功封会川伯，禄千石。正统五年（1440年）七月二十二日颁赐铁券。正统九年（1444年）赵安卒后，他的后代世袭其职，成为雄踞陇右的赵土司。据赵氏家谱资料记载，会川赵氏土司建置自明代赵安始，经明、清、民国，袭传19代，历时486年。其行政机关设在今甘肃省渭源县会川镇。在当时省、道两级的隶属下，形成了特殊军政组织，辖制封土领域，统理藏汉军民，以巩固边防，1926年，甘肃边防督办刘郁芬实施“改土归流”取消土司，从此土司制宣告废止。
目前国内发现的铁券并不多，现已知的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钱鏐铁券”、故宫博物院藏两付明“朱永铁券”、青海省档案馆藏明“李文铁券”、旅顺博物馆藏明“沈清铁券”，还有这付甘肃省文物商店藏“赵安铁券”等。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时代久远，朝代更迭，战乱中容易被毁被熔，更主要原因是铁券为前朝君王所赐之物，或表其忠勇，或表其功劳，当事人在新朝绝不敢示人，免遭获罪。例如，明代距今时代不算久远，而且颁赐大量铁券，世存铁券却甚少，所以现存铁券更显得弥足珍贵。
（来源：甘肃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