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又名促织、吟蛩，北方有的地区叫蛐蛐儿，属昆纲、直翅目、蟋蟀科。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的《古诗十九首》中有“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句。晋代崔豹《古今注》中《鱼虫》篇亦载：“促织，一名投机，谓其声如急织也。”
蟋蟀是一种古老的昆虫，至少已有1.4亿年的历史。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第一次出现蟋蟀的名字。大概是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唐风》中载:“蟋蟀在堂，岁聿其逝。”这首题为《蟋蟀》的诗，《诗序》说是刺晋僖公“俭不中礼”,“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诗集传》则说是“民间”于“岁晚务闲”、“相与燕饮为乐”时“相戒”之词。现在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写一个有志气的人，听到蟋蟀的叫声想到年岁将暮，勉励自己不要浪费光阴。”见仁见智，各执一词。《诗经》中还有一首《七月》也写到了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简略地描写了其生活习性。蟋蟀是怕冷的昆虫，天气一凉，它就随之变化而渐渐从野外移到户内了。
清代陈淏子在《花镜》中对蟋蟀描写较为详尽：“形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泽如漆。有角翅，二长须，其性猛，其音商，善鸣健斗。色有青、黑、黄、紫数种，总以青黑者为上。”由于蟋蟀有“健斗”特性，雄者能两翅摩擦发声，长于跳跃，因此古人将其捉来饲养，使其互斗，以供玩赏。据《天宝遗事》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每到秋天，宫女们都用“金笼闭蟋蟀置枕畔，夜听其声，民间争效之。”
《负暄杂录》说：“都蛩之戏，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由此推想，宫女们抓蟋蟀是听着玩，但到了富人那里却演变成了赌博的工具。这种风气一开，朝野都兴斗蟋蟀，成为害国害民的恶俗。据《负暄杂录》记载，宋代官吏以斗蟋蟀为乐事，强迫百姓交纳上品蟋蟀，竟逼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宋史·贾似道传》载，南宋奸相贾似道，每当蟋蟀上市之秋，“与群妾踞地斗蟋蟀”，并称之为“此军国重事耶”。当他玩蟋蟀时，真正的“军国重事”前方告急的消息传来，他竟然置之不理，甚至将金兵南下围困襄阳这样大的事情瞒了皇上，以便自己在“半闲堂”玩个痛快。他身居要职，不理朝政，却写了一本《蟋蟀经》，留下了千古骂名。
明清之际斗蟋蟀也很盛行，这在文学作品《聊斋志异》、《济公传》中都有反映。明宣宗就特别爱玩蟋蟀，曾密沼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1000只。当时流传这样的民谚：“促织嚯嚯叫，宣德皇帝要。”明末的奸相马士英，因好蓄蟋蟀得了个雅号“蟋蟀相公”。清代王应奎著《柳南随笔》记载，在清兵即将渡江南下的危急形势下，马士英“犹以斗蟋蟀为戏”，真是误国误民，可恶之极了。
斗蟋蟀，于国误国，于家亦败家。明代陆粲《庚巳编》载：其家乡有叫张廷英者，平时酷爱斗赌蟋蟀，后来破财败家，直至以变卖家俱还债。在帝王将相公子哥眼中，蟋蟀是玩物赌具，但在同情劳动人民的文人笔下它却是抒发民众愤慨的象征。
宋代王安石的《促织》说：“金屏翠幔与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絅丝。”道出了封建社会“纺织娘没衣裳”的残酷现实。南宋诗人洪咨夔写有一首《促织》诗：“一点光分草际萤，车未了纬车鸣。催科知要先期办，风露饥肠织到明。”作者借彻夜鸣叫的蟋蟀比喻辛勤纺织的妇女，揭露了封建社会苛捐杂税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也有一首《促织》诗:“一声能遣一人愁，终夕声声晓末休。不解缫丝替人织，强来出口促衣裘。”看似风趣轻松，细细体会，也不难看出作者的愤懑与哀愁。类似题材的诗写得更好的似应推唐代不太出名的张乔写的《促织》：“念尔无机自有情，迎寒辛苦弄梭声。椒房金屋何曾识，偏向贫家壁下鸣。”用对比手法，赋予蟋蟀以轻视富贵、不嫌贫贱的性格，更加惹人同情与喜爱。
但对农作物来说，蟋蟀却要算是害虫，因它活动在地下，咬食植物的茎、叶、种实和根部。不过，蟋蟀对人类也有一点儿贡献——可以入药。干燥的蟋蟀虫体，性温，味辛咸，有毒，功能利尿，主治水肿、小便不通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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