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荣
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二十日，闽浙总督杨应琚关于关闭浙江一带海关，只留广东一个口岸的奏折上，乾隆御笔朱批“所见甚是！”原件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久，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乾隆皇帝半身冬装像》
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进入乾隆盛世。就在这一年，一道从紫禁城发出的上谕改变了清朝对外贸易的格局。时年47岁的乾隆帝宣布，大清国关闭其他海关，只允许在广州对外贸易，也就是“一口通商”，清朝的开海政策由此做出重大调整。说到这个重大国策的调整，起因是一个英国商人引起的。当时，正在海外扩张的英国，不甘于只在传统的广州口岸贸易，而要到长江流域的丝茶产区增开新的商站。乾隆二十年（1755），英国派出曾在广州贸易多年并起了中国名字的英国商人洪任辉，到浙江沿海投石问路，洪任辉乘船直抵浙海关宁波口岸。宁波在康熙年间原本是开放的港口，但一向不是洋船聚集的地方。此次洋船忽然闯入海滨要地，乾隆帝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对浙江海防的忧虑。为了阻止英船北上，乾隆帝采取了一种想要禁而不明禁的方法：不公开宣布禁令，而是提高浙江关税，让外商无利可图，从而把洋船逼离浙江。然而奇怪的是，浙海关税额的增加并没有吓跑外国人，那些英商宁可多交税也要到浙江贸易，这让乾隆帝为难起来。
为了处理浙江海关事宜，乾隆帝将熟悉对外通商贸易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这个杨应琚是乾隆帝十分宠信的封疆大吏，就在离开广东前往浙江的履新赴任途中，杨应琚还收到乾隆帝赏赐的鹿肉。在杨应琚奏报沿途风调雨顺的奏折上，乾隆帝朱批夸奖杨应琚是“一路福星”。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二十日，刚刚到任的闽浙总督杨应琚，一天之内给乾隆帝上呈了四道奏折，专门就海防与海关问题建言献策。杨应琚的奏折说，洋船高大如屋，来去无常，尤其是船上装载着炮械，云集在天朝商港，这对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杨应琚在奏折中进而谈到，从海防的角度考虑，外国商船应该集中在广州进行贸易，主要原因是珠江口“自虎门横档而至黄埔停泊，在在设有官兵稽查押护。而横档地方两山门立，中建炮台，尤为天生险隘。其自横档至黄埔，又有沙淤水浅之处，番人未识水道”。在清朝海疆大臣看来，海防安全高于一切，闽浙一带不应让洋船自由出入，而南疆的珠江口具有两山、炮台、沙淤这一系列天然防御优势，是在确保海防前提下进行通商贸易的最佳选地。
绘画，描绘瑞典商船停泊在广州黄埔港的情形
对杨应琚关于关闭浙江一带海关，只留广东一个口岸的建言，乾隆帝深表赞同，挥笔御批“所见甚是！”这便是清朝要对开海政策进行收缩调整的缘起。经过朝臣商议，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初十日，乾隆帝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乾隆帝认为，“如此办理，则来浙番船永远禁绝”。
这就是给大清国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一口通商”上谕。据此，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一起关闭，清朝的对外贸易全都集中到粤海关。乾隆帝的“一口通商”国策，一直持续到晚清鸦片战争时期在列强炮舰威逼下被迫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历史地说，“一口通商”这一决策，关闭了其他海关，只允许在广州对外通商贸易，这是清政府的封闭之策、收关之举。但应该看到，这个收缩的国策也还具有一定的弹性，就是说乾隆帝的闭关还是留有余地的，还保持了一个渠道，留下了一个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