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崇尚申韩之术，认为武力、权术、酷刑是治国的根本之道，而扶苏为人仁厚，好儒术，推崇德治与礼治的治国理念，正如《论 语·为政》所云: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所以，扶苏并非始皇心目中的理想继承人。
据《史记》载，始皇三十五( 前 212 ) 年，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扶苏上谏曰: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 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扶苏的言辞并不激烈，却惹始皇“大怒”，只可能存在两种原因: 一是始皇不喜扶苏; 二是始皇对扶苏持有的治国理念感到失望。基于以上两点，始皇才“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在派扶苏将兵于外一年后，即始皇三十七 ( 前210) 年，始皇便带胡亥巡游天下。从时间上看，这两件事绝非巧合，只有一种解释即始皇最初可能想立扶苏为继承人，然二人治国理念完全不同，故派其将兵，有意废之。
关于这一点，吕思勉先生早有发现，认为“古太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此说甚是。楚平王欲废太子建时，亦是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在始皇有意废除扶苏之后，便带胡亥巡游天下，故始皇带胡亥巡游必有深意。
《史记· 秦始皇本纪》载: “二世皇帝元( 209) 年，年二十一。”
可知，胡亥随始皇出游时已年满二十，已是成年人， 始皇带其巡游，显然不是让其游山玩水，而是考察其能力，让其熟悉政务，传位胡亥之意已十分明显。
秦时明月中的扶苏
有学者认为，始皇派扶苏监军蒙恬也可能是要历练扶苏，改变其仁厚的天性，但这种观点并不成立。因若始皇真想锻炼扶苏，为何不在其上谏之前派其去监军蒙恬，又为何不带其巡游天下而锻炼呢? 显然于理不通。
且史有明文，扶苏因屡次直谏而“惹怒”始皇，进而被派去监军蒙恬，并非始皇有意锻炼扶苏。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扶苏与始皇拥有不同的治国理念，始皇欲废之，并改立胡亥， 故带胡亥巡游天下。
而且胡亥曾从赵高学习申韩之术: “始皇闻其( 赵高) 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胡亥幸之。”暂不论胡亥学习的效果如何，至少与始皇的治国理念相同。“始皇二十余子，少子胡亥最爱”，其喜欢胡亥的原因之一亦是如此。
02 陈胜之语透漏始皇并没有立扶苏为继承人
《史记·陈涉世家》: “( 陈胜) 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将兵即欲废扶苏。”
此段记载可斟酌之处有三。
一是“闻”字表明陈胜知道的消息取自民间，但人们在传播此消息时，必会进行臆测。
秦时明月中的陈胜
二是“不当立”中“当”字作“理当”讲。
综上两点，可知陈胜之意是指按“理”胡亥不当继位，继位者应为太子扶苏，但始皇并没有按照这个“理”进行传位。
那这个“理”是指什么呢?
其实，这个“理”就是指“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嫡长子继承制。
那为何始皇不按嫡长子继承制传位呢?
除上文提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一直没有被完全施行。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并没有严格遵守此制度，而是有各自的继承方式，如父死子继、据君主自身意愿等。此外，亦有学者指出“秦国乃杂西戎之俗，于周朝礼法并不严格遵从，故君主传位，或兄终弟及，或废长立幼，《秦本纪》记载颇明”。
所以，嫡长子继承制只能说明扶苏是“理”上的合法继位人，并不能说明始皇一定要传位于扶苏。另外，有些学者依据赵高劝李斯“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之语，认为遗诏中有明确立扶苏为皇帝的内容，否则赵高不会说“长子至，即立为皇帝”。暂不论赵高是否有此劝语，即使有，赵高也显是从嫡长子继承制的角度来劝说的。
三是“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一句与上句 “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实乃因果关系。上句说始皇本应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让扶苏继位， 下句又道明了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的扶苏没有继位的原因，即扶苏屡次进谏，与始皇政见不合，故被始皇派去将兵。言外之意，始皇派扶苏将兵，即欲废之，这恰好可以佐证吕思勉先生的观点。
而且，若真是胡亥等人矫诏，陈胜为何不直言胡亥篡位呢?
显然胡亥篡位之说在当时并非主流，正如安子毓所说: “关于二世篡位或擅立一事，秦末汉初人皆未提及。如陈胜谋划起义，却根本无视这一绝好的宣传材料。如贾谊《过秦论》言秦之过失甚多， 却亦不言二世篡位。”
秦时明月中的胡亥
综上而论，扶苏因与始皇政见不合，屡次劝谏而惹怒始皇，始皇欲废之，故派去监军蒙恬。而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事”“百姓多闻其贤”，深得民心且又符合嫡长子继承制，自然是百姓心中最理想的君主，但始皇却传位于资质平庸的胡亥。这与时人的心理期待相悖，以致对胡亥的继位产生了各种猜疑，出现了胡亥等人篡位之说，最终被司马迁采入正史。
03 赵高无法亦不必矫诏
证明胡亥继位是否“合法”这一问题还存在一个关键之处，即诏书的内容。
关于诏书的内容，《秦始皇本纪》载: “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 ‘与丧会咸阳而葬。’”
《李斯列传》载: “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 ‘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两者所载诏书内容相差不多，学者们亦多根据诏书内容进行论证，如徐志斌认为“始皇恶言死”，不会有 “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的不吉之言。安子毓认为若始皇真欲立扶苏，诏书内容不会写得如此模糊。这些论证虽皆有一定道理，但多是推测之辞，说服力不强。
若从研究书写遗诏的主语角度出发，诸位学者的论证便更加可信。《秦始皇本纪》中书写遗诏 的主语乃始皇，而《李斯列传》中书写遗诏的主语为赵高。其实两处并不矛盾，后者的主语虽是赵高，但亦是始皇命令其所写，与前者相同。
然考秦代的官僚制度，发现传达皇帝 诏令的是御史大夫，即副丞相。而赵高当时的职位是中车府令，中车府令是太仆的属下， 主要负责掌管皇帝的车马交通等事宜，此官职与颁布诏书毫不相关，假若当时始皇身边没有御史大夫，亦应将遗诏交由李斯来写。
即使始皇信任赵高，让其代写，但此等大事，李斯亦应在场。若李斯在场，又何须赵高转述遗诏内容，并受其怂恿，篡改遗诏呢?
秦时明月中的赵高
若遗诏真立扶苏为继承人，那第一个需要回避的人就是赵高。因为赵高与胡亥关系匪浅，始皇不会不妨。
再退一步讲，始皇病重，让赵高代写遗诏，李斯又不在场，那赵高完全可以直 接篡改遗诏，何必在始皇死后销毁原诏再重新写一份假的遗诏呢? 若直接篡改遗诏，就不必费力劝说李斯了。
综上言之，只有一种解释，即始皇在死前已立胡亥为继承人，赵高等人篡改遗诏之事无非是时人不相信始皇会传位胡亥，而出现的流言罢了。
04 《赵正书》与兔子山简“秦二世元年的文告”佐证胡亥继位的“合法性”
2009 年北京大学获得了一批西汉竹简， 其中《赵正书》记载了胡亥继位一事。
赵正即秦始皇，按《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 始皇) 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赵正书》: “赵正流涕而谓斯曰: ‘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斯、御史臣去疾昧死 顿首言曰: ‘今道远而诏期宭( 群) 臣，恐大臣之 有 谋，请立子胡亥为代 后。’王 曰: ‘可。’”
此段记载与《史记》完全不同。细掘文意，有两处值得注意。
一是李斯等人害怕在遥远的路途中发布始皇驾崩的消息引发政变，故请求立胡亥为太子。
这表明在此前，始皇并没有明确要立何人为继承者，而在李斯等人的建议下便同意立胡亥为秦二世，显然始皇之前已有立胡亥之意，这间接证明了上文的观点。想必李斯等人也亦早已看出始皇的心思，故顺水推舟建议立胡亥为帝。
二是文章这里直呼始皇名字，显然作者并不以始皇为正统。
《赵正书》的整理小组亦指出《赵正书》称“秦王”而不称始皇，故作者持反秦立场。既然反秦，便更不会故意伪造文书来承认胡亥继位的“合法性”了。
所以，《赵正书》所载史实是可信的。目前，《赵正书》并未全部公布，其是史书还是小说尚不能确定，学者们亦对此持怀疑的态度，认为《赵正书》只是为胡亥继位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并不能仅凭《赵正书》便推翻《史记》的记载。仅凭《赵正书》确实无法推翻《史记》之说，毕竟孤证不立论，然综合上述诸多论据及《赵正书》与兔子山简的发掘可证实，胡亥继位出于始皇本意应是事实。
秦时明月中的秦始皇
此外，《史记》在记载秦二世以会稽刻石 来彰显先帝的丰功伟绩时，其刻石文字有一处与《赵正书》颇为相似。
《史记·秦始皇本 纪》: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 ‘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 ‘可。’”
前句《史记》作“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赵正书》作“丞相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尾句《史记》作“( 秦二世) 制曰: 可”，《赵正书》作“( 秦始皇) 王曰: 可”，这两处的文字与句式基本相同，二者显系同源。
据学者研究，《赵正书》的抄写年代应早于汉武帝时期，而《史记》成书年代在汉武帝后期，显然《赵正书》要早于《史记》，故《史记》采录《赵正书》的可能性较大。
那为何其间的言论内容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
言论的内容确实毫不相关，但此段记载的背景都是皇帝巡游天下。所以，司马迁采录《赵正书》并根据民间流言改换言论内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除《赵正书》外，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一枚竹简“秦二世元年的文告”亦佐证了胡亥继位合法的观点。
此简载: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
竹简背面为: “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
换言之，此文告是于胡亥继位后的第一年第一个月颁布的。文告中“朕奉遗诏”，指胡亥是奉始皇遗诏而登基的，其继位是合法的。但文告内容的真实性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若胡亥是合法继承皇位，又何须在文告中加以强调呢?
此外，《史记·李斯列传》载: “高曰: ‘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
显然，“沙丘之謀”遭到了各位大臣的怀疑。
所以，此文告是不是胡亥等人为了消除大臣们的疑虑而故意颁布的呢?
上述疑问，确实难以解答，然上文论及，扶苏为人仁厚，推崇儒术，在始皇暴力统治下，百姓与大臣们皆希望贤明的扶苏继任，而且扶苏亦符合嫡长子继承制，于情于理，扶苏都应继位，然结果却与时人的期待相差过大，百姓与大臣们质疑胡亥继位的合法性亦属情理之中，故颁布此文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综而言之，仅从单一的角度来考证此问题是难以释通的，但若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一系列证据链，便可证实胡亥是始皇的法定继承人显然更符合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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