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学事实之所以胜出，并不是因为反对者都被说服了，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都死了”。
套用这句话，同样可以解释唐朝和宋朝为什么时很近却境已迁。即：
宋朝的社会风貌之所以迥然不同于唐朝，不是因为唐朝人集体转性了，而是因为他们都死了。
这种死，不是生物上的死而是历史上的死。诸如人事、制度、文化模因以及主旋律，全都死了，只能全都变了。
那么，宋朝的诸般种种，是从天而降的吗？
不是。它也是孕育于历史。
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讲“人事”，一讲“制度”。
唐宋之变，首先是制度和人事之变。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重点关注的是制度。其认为宋朝的制度“一切因循承袭”，所以只能说变动而不能说建立。
那么，宋朝的人事呢？
所谓人事，简单理解就是哪拨人上台了、哪拨人下课了。这是从政治上看。而从历史上看，则是哪拨人主动引领了时代而哪拨人被时代所引领。
在这个问题上，唐宋之变，则相当于一场秦汉之变或周秦之变。
秦汉以前，是贵族引领时代。即便是游士，也多以没落的贵族子弟为主。而汉朝呢？彻底的平民政治，简单说就是贵族下课了、平民上台了。而唐宋之变，也是如此。
在唐朝，引领时代的是豪族。在宋朝，引领时代的是平民。或者说，是平民中的翘楚，即士大夫精英。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这种场景，只能出现在平民时代的宋朝。
唐朝就没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吗？
当然也有，但与豪族精英相比，平民精英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唐宋的人事之变。人事之变，不可能不反映到制度上。
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
所以，宋朝的制度，一定要规定和限制这种人事。否则，平民士大夫精英不可能一直在前台弄潮。
这种制度，在核心层面的安排是：宰相之权被肢解、皇帝之权被强化。
如果认为皇权家天下，那么皇权强化肯定不好。前期，宋真宗封禅泰山，搞国家级形象工程；末期，宋徽宗兴花石纲，搞帝王级享乐工程。这就是绝对的权力带来了绝对的腐败。
但如果认为皇权是公共权力的表现形式，那么宋朝则有可圈可点之处。
南北朝期间，南朝之所以落败于北朝，除了实力无法匹敌，还因为南朝的皇权发挥不了公共权力应该发挥的作用。
相比于唐朝，宋朝的公权力更为强势。士大夫官僚集团，就无法抗衡代表公共权力的皇权。所以，皇帝不需要引入宦官、胡人等外部势力。
唐朝的政治是豪族士大夫的政治。但皇帝不满意，要么拉拢胡人将军、要么拉拢宦官集团。但是，到了最后，皇权竟被胡人将军和宦官集团反噬了。
宋朝的武将不能造反，宋朝的宦官也不成气候。这都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在这种格局下，宋朝的君臣关系，可以非常融洽。这一点，很重要。
君臣之间关系紧张，只是表象。实质则是：代表国家权力的皇帝与代表政府权力的官僚，在尖锐斗争。这种斗争的伤害性极大。
在明朝，皇帝、太监以及大臣之间，一直在斗地主，地主是大臣而不是皇帝。在唐朝，则是皇帝、大臣（两京阀阅们）以及宦官在斗地主，地主是太监而不是皇帝。
而制度上的安排，就是从上到下建立流官制度。简单说，除了皇帝能世袭，官僚集团不能世袭。
唐朝的大臣能世袭吗？不能世袭，却是一种阶层固化的变相世袭。后期的藩镇节度使就不说了。只看一个数据：
在唐朝担任过朝廷要职的大家子弟的墓葬，98.5%出自洛阳、长安以及两京走廊。而在长安墓志中，宣称自己是宰相之后的高达20%。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两京阀阅基本控制了大唐帝国的顶级权力。而这就相当于世袭了。宋朝也有世袭，也就是荫庇制度，但总体上维持了一种流官制度。实现的手段，就是低头走流程、认分不认人的科举制。
人事，宋朝与唐朝完全不同。而规定和限制这种人事的制度，宋朝虽然大体承袭了唐朝，却也实现了质变。其复杂、规范以及严格的程度，高出唐朝不止一个数量级。
人事和制度的不同，自然导致文化模因的不同。
文化模因，完全可以认为是一套“如果……则……”以及“否则，如果……则……”的表达组合。
如果皇帝与官僚集团斗争，则皇帝引入胡人将军或宦官势力；
否则，如果皇帝与官僚集团和睦，则皇帝与官僚士大夫共治天下。
除了人事和制度，当然还有环境。
如果中央帝国能够打遍整个地理视野，则帝国豪迈、雄风万里；
否则，如果中央帝国不能打遍整个地理视野，则王朝婉约、精致内敛。
文化模因是一个丰富的基因库，这是先天的；而哪段基因能够表达出来，则是后天的。宋朝和唐朝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模因，可以说完全不同。
大唐帝国衰败于安史之乱；羸弱于藩镇割据；灭亡于农民起义。帝国，先是与边地的胡人将军，矛盾不可调和；再是与地方的军政力量，矛盾不可调和；最后与天下的大唐子民，矛盾不可调和。
唐朝，始终处理不好内部的关系，内部矛盾才是大唐的主要矛盾。
而大宋呢？
因为契丹和党项人的竞争存在，使得统治者必须对自己人好一点儿。你只有对自己人好了，才能团结住自己人，然后才能对外竞争。
这种竞争，首先是军事上的竞争，看谁能打得过谁，但主要是文化和软实力的竞争。王道乐土在哪里？你只有证明在大宋，才能获得竞争胜利。宋真宗封禅泰山、搞国家级形象工程，就是为了竞争。
为什么说主要是文化和软实力的竞争？
澶渊之盟后，中原和草原维持了一百余年的和平。纵观中国历史，这都是罕见的。
即便是统一了草原和中原的大清，也没少对草原输出暴力。平定准噶尔之战，从1688年打到1758年，从康熙打到他孙子乾隆，干了70年。
所以，宋朝的竞争，主要聚焦于文化和软实力上。文学风华，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这都没问题。软实力呢？不说概念，只看表象：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如果老百姓都跑到辽国和西夏了，这还玩什么？所以，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可以说，宋朝是对老百姓最好的一个朝代。
宋朝的城市化率不仅高，而且城市居民具有高度自治权。中央派出的官吏，大体上只负责收税和消防，至于民间秩序，能放权就放权。
宋朝人可以自由结社，而且各种社团极为发达。尤其是南宋，各种“市”“行”“团”“社”等民间组织，数不胜数。你放在别的朝代试试？几个人聚会饮酒，都能抓起来法办。其他能允许的，或许只有宗族类的组织。
西汉是平民政府，却发展出了豪族社会。魏晋南北朝，是士族的天下。隋唐，是豪族士大夫垄断权力。等等这些，老百姓总要分出个三六九等，上等人与下等人的观念，直接影响到现在。而宋朝呢？不分良民、贱民，一律称齐民。啥意思？大家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历史上还有一个朝代，也曾往这个方向努力。那就是秦朝，百姓一律称黔首。你只有统一命名了，才能实现某种平等。符号与真实世界的关系，往往就是这么微妙。
宋朝政府甚至竭尽全力地去操弄一套全民福利制度。孤儿有孤儿院，孤寡老人有养老院，这些钱都由政府和富户来出。即便是现代政府，又有多少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而背后表达出来的文化模因，就是先秦的王道政治，具体是孟子的主张。
一个王朝总要有一个主旋律。可能人家没有，但后人一定要强加一个。因为要理解、要认识，所以必须要冠名。
秦汉帝国的主旋律，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这么霸气。
隋唐帝国的主旋律，是“昭昭有唐，天俾万国”，以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就是如此豪迈。
两宋王朝的主旋律，是什么？
靖康之耻、崖山之战，总是打不过人家。这应该是吧？这是结果论，从结果看，北宋死了、南宋死了。但从结果看，秦汉也死了、隋唐也死了。
而就当时形势来说，可能这一句最为妥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在来看，这句话显得很迂腐。但是，对比一下呢？
相比“郡县掾吏，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个主旋律已经非常了不起。
北宋后期，大约有20万人就读于各地的州学和县学，约有8万学子定期参加各州三年一次的科考。甚至，到了南宋，功名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致力于学习、只要积极参加科举，这样的人也算跻身了精英圈。
历代王朝灭亡，可以很悲惨，却不一定很悲壮。大唐灭国，先是两京阀阅被弄死、再是宦官势力被屠戮，再是李唐宗室被灭门。这很悲惨，但不悲壮。而崖山战后，宰相陆秀夫和小皇帝跳海殉国，随后是十万南宋军民集体牺牲。这是悲壮。
唐亡悲惨、宋灭悲壮，原因是什么呢？对自己的人的凝聚，宋朝要比唐朝做得好。
唐宋之间、恍如隔世，在表现上大体可以总结为四点：
人事上，平民士大夫精英，取代豪族士大夫精英；制度上，皇帝和官僚集团的内部紧张关系，转变成了一种共治的融洽关系；文化模因上，集中国力地武力拓土，转变为对自己人好一点儿的内部凝聚；主旋律上，文化建设提升了中原百姓的国家认同，形成了一种国族意识。
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环境的变化。
内部环境：安史之乱干废了地方豪族，黄巢起义干废了两京阀阅，朱温代唐顺带铲除了宦官势力。
到底是那伙人上台、那伙人下课，历史已经做出了选择。
豪族没了。所以，连带的人事、制度、文化模因以及主旋律，全都变了。
外部坏境：沙陀人崛起于山西、契丹人崛起于草原、党项人崛起于西北，中原难以成就隋唐雄风。
时势变了。所以，那种打遍整个地理视野的一贯模式，也就全都变了。
旧时代的如彼种种，全都死了；新时代的如此种种，全要重建。唐宋虽然相隔很短，却只能恍如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