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卢沟桥，静卧在永定河上。它之所以著名，不仅是由于它有八百年的悠久历史，也不只因为有了明代大画家王绂的一幅名画《卢沟晓月图》，而是1937年发生在这里的“七·七事变”，揭开了8年抗战的首页。
这一年7月7日夜里，日本“华北驻屯军”独立旅团一部，非法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午夜，日军忽然声称从宛平城方向传来枪声，并发现一名日军“失踪”，要求进入城内搜寻。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中国驻军拒绝。当交涉正在进行时，日军即发炮进攻，中国军队第29军37师吉星文团官兵忍无可忍，愤然还击，发生了激烈的卢沟桥争夺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如今86年过去了，发动这场战争的元凶，已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分别判决。自1972年以后，在中日两国之间充盈着世代友好的声音。但是，卢沟桥事变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仍然值得人们思考。
日本军队制造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政府长期的“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
从20世纪初期起，日本历届政府无不以这项侵略政策为指导性国策。1913年与1916年两次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就是“大陆政策”见诸实行的具体表现。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的“东方会议”，更是一次全面制订侵华政策的重要会议。会后发表的《对华政策纲要》，毫不掩饰地宣称中国国土对于日本的“国防及国民生存有重大利害关系”，日本“要酌情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
会后，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上了一份奏折，史称“田中奏折”。由于它是不供发表的内部绝密文件，因而更露骨地表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进而占领世界的野心：“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这份“奏折”立即成为世界各国情报人员争夺的目标，但都未能获得。
1928年，旅日爱国华侨蔡智堪设法弄到“皇宫临时通行牌”潜入皇宫书库，以两夜时间将“奏折”全文抄出，立即送回国内。
1929年12月，中国《时事月报》译成中文发表，引起日本当局一片惊慌，矢口加以否认。时至今日，亦仍有人否认“奏折”的真实性，这是徒劳的。
虽然日本战败后，的确不见有这份“奏折”公布，但应当指出，日本军部在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后曾赶忙下令，销毁一切涉及战争责任的文件，以致现在就连要求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恶的日本进步历史学家，也找不到“田中奏折”原件。
中日战争的全部过程，却无不证明，无论是日本对山东1927年和1928年的两次出兵、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以及后来的进兵南洋诸岛国，都与“田中奏折”丝丝入扣。
皇姑屯事件
就连甲级战犯重光葵事后也承认，上述事件的进程，“似乎正好都是以田中奏折为教科书的”。
“东方会议”后10年，日本帝国主义恰好在7月7日这个日子——“东方会议”制订的《对华政策纲要》发表l0周年——发动卢沟桥事变，未必不是一种有意的选择。
因为据一名日本军官在回忆录中说，早在1937年6月下旬，东京就有了这样的预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湖这样的事件。”
柳条湖事件，即日本关东军当年蓄意制造的作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可见卢沟桥事变，是一项预谋。
为了实现这项预谋，从6月下旬起，日军天天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一名日本军人事后说，事变过程中日本军队对卢沟桥的作战方法，完全与几天前的演习相同，这才恍然大悟。
谁打第一枪，常常成为交战双方重大争执。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中国驻军先开枪，而中国驻军检查了全部士兵的枪弹，结果是一粒不少。但后人看待历史，不能局限于谁打了第一枪，而应着重研究支配历史的环境和政策。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发展到极端时的最激烈的行为方式。当时的日本，刚刚挨过了20年代末的严重世界性经济危机，又进入了从1937年开始的新的危机，急于开始新的战争。
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军部与官僚内阁的矛盾已经由于法西斯军人的压力和政变而显出结果：青年宰相近卫主持的内阁成了军部的傀儡。在军部的操纵和内阁的附和下，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走上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罪恶道路。
日本陆军制造卢沟桥事变，进而占领平、津后，日本海军不甘落后，一再在上海制造事端，寻找用兵的借口。
一个小国，想要通过非正义战争征服一个大国，是它的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所不堪承担的。为此，它就必须依靠极端残忍、极端野蛮的法西斯主义作为自己的支柱。
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就是一支用极端残忍和极端野蛮的法西斯主义与武士道精神武装的军队。这支军队在侵华战争中实行了骇人听闻的烧杀政策，妄图摧毁以强大的民族文化为支柱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本质的充分暴露。日军侵入中国首都南京后，就在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与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指使下，展开了惨绝人襄的大屠杀。他们用机枪扫射、刺杀活埋、汽油焚尸、挨户捕杀、切腹挖心、火烧水溺，以及对上自老姐下至幼女施行强奸等等，受害的中国人在30万以上。
南京大屠杀
国外舆论认为，日本军队血洗南京，是日本当局的恐怖慑服政策。在南京的西方记者怀着人道的正义感，公开揭露日本军队暴行。就连日本的同盟者德国驻南京的外交官，目睹了日军连日连夜不受任何约束的行为后，也在向其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犯罪的是整个日本军队……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大屠杀远不止子此。辽宁抚顺的平顶山大惨案、新宾县的两个“万人坑”、上海金山卫的“杀人塘”，以及在各地实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称之为“烬灭政策)，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
中日建交后，中国人民从两国人民友好愿望出发，表示旧账可以不算，但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尤其不能允许为日本帝国主义当年的暴行进行掩饰甚至否认。
日本的一个民间团体“自中国归还人员联络会”为了反省日本侵华的罪恶，在日本国内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的前言用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副标题：“写给‘欠缺反省的民族’”。
日本不了解中国。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派出大批间谍，以商人、学者、和尚、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私人好友等身份，搜集中国各方面情报。
但他们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他们过分估计了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以为只要蒋介石一屈服，各种地方性势力就会全部土崩瓦解。他们在这里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错误。主宰中国命运的不是蒋介石，而是人民！
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渡过了长征那样极端危险的时期，在党内的反倾向斗争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集团，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表现了政治上的成热和迅速把握住急剧变化着的时机的能力。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当国民党当局还在幻想作为局部事件得到平息时，中国共产党已觉察到日本此举的意义，于7月8日发出通电，提出“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立刻放弃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赶到南京、杭州、庐山，加紧与国民党谈到联合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下，也由于“八·一三”战争直接威胁了英美和国民党的命脉，蒋介石才决心抗战，国民党通讯社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告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中华民族固有的凝聚力得到升华，全国各阶层抗日人民集结成为一座坚固的长城。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正义的战争在一开始时总是被迫进行的，因为爱好和平的人民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拿起武器自卫。而一旦他们投入了战争，就产生出伟大的力量，从而使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共产党在敌人后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十多块根据地，牵制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使敌后战场在1938年后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比较抗战以前也有相当进步，毛泽东对此曾有过下面的评论：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积极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人民“也允许有比较多的自由”。
自1939年起，由于国民党政策重点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蒙上越来越浓重的阴云。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一系列策略原则，维持了全国抗战的局而，直到最后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中国遭受了空前的劫难，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平民死伤1800余万人，财产的损失在1000亿美元以上。
侵华战争同样给日本民族自身带来了浩劫，8年中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伤亡133万人，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死伤的17万人在内，14年中，日本军队死伤总数超过150万人，连同它在其他战场上的伤亡，造成了日本每两户就有1人被驱赶上战场，每四户就有1人死于异域。光是在东京的一处“阵亡者公墓”，就掩埋着战后从国外运回的32万具遗骨。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两个民族以及全亚洲、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不但赢得了战争，而且赢得了和平与进步。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80多年前的世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力量、要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尽管逆潮流而动的人并未绝迹，但我们相信历史这一位伟大教师的作用，她会昭示人们正视过往，为世界的和平、人民的幸福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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