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近 100 多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英格兰大学和苏格兰大学虽然都先后走上了与工业联合之路，但两地大学在此过程与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也反映和折射出两地大学发展的各自的传统与办学特色。
两者关系发展的零接触：冷漠而疏离
自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主的扩展以及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进步遍及整个欧洲并影响到英国。然而，古典教育的传统势力在 19 世纪英国仍然十分强大，并对学校教育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学校课程内容以古典人文主义学科为主要基础。英格兰的大学固守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挑战反映迟缓。
躲在大学的象牙塔里的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沉浸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研究中。在他们看来，不受外界事物和力量的影响时学者的学术自由和学院的自由，大学探寻知识和真理不受任何干扰时大学的价值所在。依仗着国教所赋予的那些公开的和固有的特权，又没有其他院校的竞争，牛津和剑桥缺乏创新的能力和激励机制。
在学术上，大学思想僵化落伍，可以说，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潮和工业的技术革命浪潮在牛津和剑桥的大学门外呼啸而过。
两者关系发展的初期阶段：零星、松散而被动的接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意识到高等教育对现代生活的重要性，大学需要公共资金的资助。同时，大学也逐步认识到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大学如果接受并享受政府大宗的资金投入，也必须接受政府的指导和考查。战争一开始，英国担心自身的科技人才缺乏的劣势被暴露出来，积极吸取了教训，开始系统地建立起高水平的研究机构。为长期培养国家的科技人才资源，成立了科学与工业研究部、医学研究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后来被农业研究委员会所代替）。
这些组织都与大学有密切接触，为大学的提供研究资金和项目，特别与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的某些系部有合作关系，大学也享受着对于它们的研究能力所提供的优厚的财政资源和学术声望。 即便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学与工业的关系也是出于应付和勉强的状态，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大学不得不行动起来联手军事与工商业，一致对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高等科技教育被置于促进国家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大学与工业的联系加强了，而在这种互动的关系与合作中高等科技教育得到了重要发展。因此，这一阶段的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的联系也开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同时，这种联系的规模和程度是随着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的确立和巩固而逐步增大和加深的。
而英国人对于大学应当是“时代的表述”的理解可以说是从二战后逐渐加深的。
两者关系的快速发展时期：转变观念，主动联系
无论对于大学还是工业界，两次世界大战给英国大学与工业的关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与推动。它们不但促使政府、国民、大学与工业本身对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提高了认识，而且实际上加速了大学与工业界的合作联系。更重要的是，战时大学与工业的许多短暂性的接触常常产生—些长期性的效果。
战时大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同工业界的合作使英国在炸药、药品、致命性毒气武器和防毒设备、燃料业、飞机制造业和电机业等方面的研究和发展迅速缩小了与德国的差距，而参与这些研究的几乎包括了英国当时所有重要的大学和学院。两次世界大战促使英国政府、国民对大学与工业合作关系的重要性提高了认识，开始不断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主动与工业或产业界联合，为振兴英国经济做出积极的贡献。
两者关系发展成熟期：加强联系，全面合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国国家政府面对形势所需，调整了教育方面的政策。首先，保守党上台后，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政府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私有化运动，对教育的投入大幅度减少，把教育推向了市场，同时鼓励高校适应市场竞争，通过出卖其专长走向市场从而获得财政资源。
过去办学条件优越不愁吃穿的牛津和剑桥大学也被迫放弃自己孤傲的身价和保守的办学理念，而逐步转变思想，转而投身参与到与工商业合作的活动中去。开始加强应用性的研究乃至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现在的牛津大学也开设了它以前所不屑的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其次，英国政府重视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和普及化发展。
鼓励高校以减免学费等方式积极吸收本国平民阶层的子弟入学，政府计划让 50%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这使牛津大学一向崇尚“贵族化”、“精英化”的姿态受到批评。再次，英国政府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大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上世纪末政府通过发布绿皮书、白皮书的形式表明了政府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如何使高等教育更有效地为改善国民经济作贡献。
英国政府要求大学既要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还要培养高技能的劳动力为社会服务。因此，面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传统大学必须作出积极应对。
在 18 世纪，种种原因导致英格兰大学内外相互间的影响日益衰退。守旧的课程越来越不能满足更加社会化和智能化的学生的需求；社会就业领域越来越窄；贵族的政治文化成为伦敦文化界的中心；乡间别墅的社交生活，以及豪华的旅行；辉格党反对教权主义的兴起与宗教热情的衰退使得大学发挥有用的但却不是主要的专业作用来培养思想稳健的牧师向他们的教民布道并宣扬对上帝的服从；富足的土地捐赠抑制了人们开发市场的激情与冲动。
在 1715 至 1850 年里，国家比过去或许将来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少地干预英国大学，并越发满足于大学对国家的忠诚及其对社会的作用。这或许是一种巧合，这段时期也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段学术的停滞或萧条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苏格兰大学，在饱受贫瘠和磨难之后却能面对启蒙运动的新挑战做出积极的反应早在工业革命时期，苏格兰大学就或多或少地开始了她与工业结合的传统之路。
也就是说，就在英格兰大学与工业界保持疏远冷淡、若即若离的关系的时候，苏格兰大学的态度和行为却在这方面显得较为积极自然。17 世纪中后期，苏格兰大学教授就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一些联系。20 世纪初之前，相对于英格兰大学，苏格兰大学与工业的关系从最初的状态到今天的发展之路行走得相对轻松自然和积极主动，缺少英格兰大学所经历的漫长和曲折，也没有那么多的曲折、起伏与挣扎，在与工业关系的发展的进程中方面表现出不
同于英格兰大学的差异与特征。
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苏格兰大学传统中那些宽松、自由、民主、创新精神和实用性的施教方针，18 世纪下半叶和 19 世纪上半叶成为苏格兰大学的辉煌时期。
对比苏格兰高等教育与英格兰高等教育在 18-19 世纪有什么明显的差异的话，那就是苏格兰缺少一场城市大学运动。它没有在 1850 年涌现这么多城市大学；还意味着它没能及时调整旧的教育体系，没能带来学院之间的变化。或许苏格兰大学认为没有必要甚至也没有余地来创建一个新的体制，新的课程，来吸引浓厚的当地工业的关注。
大学的传统很难说有什么好坏优劣之分，它是一个大学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也是大学历史沉淀、办学特色和个性特征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大学传统就是英国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全部经验和历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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