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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在上海。 视频：叶紫(03:21)
作为海派艺术大家，吴昌硕与上海的缘份其实经历了一个过程。
1872年，29岁的吴昌硕首次踏足上海，1887年，一度迁居上海，直至1911年夏年近七旬时最终移家上海，弃名“俊卿”而以“昌硕”行世，当时上海万商云集、名仕辐辏，新旧、中外文化交替碰撞，大江南北的书画家荟萃于此，经济发展带动书画市场的蓬勃，形成“海派”的多样面目，吴昌硕也完成了从艺术大家向海派领袖的嬗变。
上海的南市、烂泥渡（今陆家嘴）、虹口、吴淞江船上、“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这些地名见证了这位艺术大家在上海的艺术历程。《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的“名家的上海足迹”本期关注的是吴昌硕先生。
75岁的吴昌硕
上海海宁路始建于1902年，如今是上海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行至山西北路转弯，则是一片旧改后待开发的景象。居民动迁、弄口大门紧锁。冷清之中，有关吴昌硕诗书画印的介绍诉说着此地的过去。
早在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后，达官商贾和外侨商人在山西北路（原北山西路）附近买地建造大量石库门建筑用于居住。
1913年，吴昌硕在学生王一亭的介绍下迁居“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这是一幢三间两厢的两层石库门建筑，约270平方米。吴昌硕的日常生活区域主要在二楼。画室在二楼中间，室内紧挨南窗放着一张大画案，画案前是一只下有踏板的高坐椅。二楼东厢房是吴昌硕的卧室兼书房，他将斋室定名为“去驻随缘室”。
吴昌硕故居所在区域，目前正处于旧改片区。
西厢房二楼是吴东迈夫妇的居室。主楼底层及东厢房一楼均为客堂间，西厢房一楼曾是王个簃的居室。后厢房是裱画室，旁边是厨房。前面天井是砖地。大门上贴有“南华秋水，北苑春山”的对联，指向的是他精神和绘画上的偶像——庄子和董源。此后14年，吴昌硕一直生活、工作、创作于此，直至1927年与世长辞。
吴昌硕在吉庆里的故居，因处于旧改地块，无法进入。此为旧图，由此可以想见110年前，吴昌硕迁居此地的场景。
如今沿着山西北路由南向北行走，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就像时间一样流逝。重新粉刷的墙面上有着对吴昌硕个人的介绍以及画像，怀旧的文字与新铺陈的砖瓦形成对比，是历史与现代的对话。
如今的山西北路，沿街讲述着吴昌硕的艺术成就。
入住吉庆里，迎来艺术黄金期
1913年，吴昌硕70岁，在农历八月初一生日那天，他为自己治了一方“七十老翁”印，边款跋有“七十老翁何所求，工部句也，予行年政七十，刻此纪年，癸丑八月朔。缶翁。”
“七十老翁何所求”道出了一种无欲无求的心态。
吴昌硕“七十老翁”印。
但正是在这一年，70岁的吴昌硕出任西泠印社社长。次年9月，在王一亭的引荐和协助下，日本友人白石六三郎在六三园剪淞楼（今位于西江湾路240号处）举办了“吴昌硕书法篆刻展览”，这场展览是吴昌硕的首次个展，也是中国最早的个人展览之一。展览让吴昌硕声名大噪。此年上海书画协会成立，推举吴昌硕为会长，上海商务印书馆、西泠印社刊行了其花卉和印存。到了1915年，海上题襟馆又推举吴昌硕为名誉会长。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时代、地域的因缘际会，吴昌硕迎来了艺术的黄金期，也渐渐成为了“海派绘画盟主”。
吴昌硕、王一亭于六三园
这次吴昌硕迁居上海的时间为1911年夏，最初举家住在吴淞。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一批末代士大夫“避乱沪上”，形成了近现代文化史上独特群体。此时，与吴昌硕交往较多的包括了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李瑞清、陈三立，以及他的画友高邕。其中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均为“同光体”诗人，吴昌硕的诗被认为属于广义“同光体”的范畴；康有为、沈增植与吴昌硕则是晚清书家的代表。他们大多黄冠道服，以卖字画为生。愚园、半淞园、徐园（双清别墅）、六三园等是吴昌硕等人的常去之地。
但是要说对吴昌硕迁居上海推动最大的人，当属其学生王一亭。
王一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政要，又是实业商人，还是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佛教会会长和上海总商会主席。
王一亭自题肖像照
他少年时曾在裱画店当学徒，得以与海派画家接触。奠定商界地位后，他热心公益实业。并参与赞助美术教育事业，他在1912年出任上海美专校董，并积极发起、参与、支持海上书画团体。
王一亭与吴昌硕是老乡，1895年于怡园画集结识。两人意趣相投、互相欣赏。晚年吴昌硕欲定居上海时，曾因担心上海生活成本高而犹豫，正是王一亭的力邀、加之经济上的资助，让吴昌硕无后顾之忧，吉庆里居所的房东便是王的姻亲。
吴昌硕与王一亭在西泠印社前合影
王一亭向吴昌硕学画，大约在1913年后。当时王一亭因支持讨袁被通缉，于是深居简出，学画事佛。此间开始师从长自己二十余岁的吴昌硕，两人也几乎形影不离。在海上题襟馆常能看到王一亭画，吴昌硕题诗；或吴昌硕画花卉、王一亭补人物的作品；甚至吴昌硕晚年的一些应酬之作，实为王一亭代笔。吴昌硕晚年在日本书画界影响巨大，也得益于王一亭的推荐。借由当时王一亭在日本财界、政界享有巨大威望，求吴昌硕作书作画的订单有如漫天飞雪。加之早在20世纪初，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来华拜吴昌硕为师；书法家、文豪长尾雨山辞官来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室主任，与吴昌硕结交。他们在日本具有绝对权威，对吴昌硕艺术在日本的传播也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2018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吴昌硕和他的时代”展出馆藏吴昌硕《墨梅图》，出自于青山杉雨的收藏。
随着吴昌硕的名声渐长，润例也随之增长。1913年，在初定润格十年后，吴昌硕在上海重定润例；三年后，吴昌硕再定润例；再三年后（1919年），76岁的又改定润例。但仅一年后，1920年元旦，吴昌硕再次修定润例。润例的的变化，不仅显示了供求关系的变化，更说明了吴昌硕艺术的认可度。
吴昌硕自用文房用具
提携后学，吉庆里走出多位书画大家
在吉庆里的日子，吴昌硕不仅与晚清士大夫作诗艺往来，同水野疏梅、白石三六郎等日本友人也多有交往，更与一些已有建树的画家，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比如，潘天寿1923年与吴昌硕结识后，画风也向其靠近。
当时潘天寿27岁，在上海美专任教。吴昌硕已近八十。“身体虽稍清瘦，而精神却很充沛，每日上午大概作画，下午大多休息。先生和易近人，喜诙谐，休息的时候，很喜欢有熟朋友和他谈天。”潘天寿后来回忆说。
在《谈谈吴昌硕先生》一文中， 潘天寿还记录了1926年画了一幅自己颇为满意的山水，拿去给吴昌硕看。“他看了之后，仍旧只是说好。然而当天晚上，却做了一首长古，第二天的早晨，就叫人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全与平时不同，可说诫勉重于夸奖。因此可知道昌硕先生对学术过程，极重循序渐进，反对冒险速成。”
在这篇《读潘阿寿山水障子》的最后，吴昌硕写道“只恐荆棘丛中行太远，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愁耳独。”这似乎在劝诫年轻的潘天寿需要重视功力，变革之路不宜走太快。
晚年吴昌硕广收弟子，前后投其门下的学生有百余人。在王一亭之前，陈师曾在1910年师从吴昌硕学画，并将以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的“金石画风”传播到北方。陈师曾推重的齐白石，将徐渭、八大、吴昌硕并列为自己艺术的榜样。王个簃、沙孟海、诸乐三、钱瘦铁均在1920年代中期拜吴昌硕为师。
吴昌硕晚年相伴最多的弟子无疑是王个簃。他在1923年吴昌硕八十寿辰上与其相识。此后，就一心想拜吴昌硕为师。29岁时（1925年），王个簃带着书画，抱一古琴，离开南通来到上海，向吴昌硕习艺问道。最初在沪，王个簃由于职业无着，所以生活极为艰苦。
吴昌硕故居所在弄堂口，百年之前，吴昌硕、王一亭、刘海粟、潘天寿、王个簃等经常出入此地。
了解到他的处境，吴昌硕聘请其作孙子吴长邺的家庭教师，并在吉庆里寓所的底楼腾出西厢房作为他的卧室。他在吴家能经常遇到刘海粟、潘天寿、沙孟海等人。吴昌硕往往喜欢在夜籁人静时，和王个簃交谈，征询当天所画作品的意见，师生之间朝夕相处，得益遂多。“食金石力、养草木心” 便是吴昌硕赠予弟子王个簃的四言联，道出了书画和人生的大义。
吴昌硕，《隶书四言联》，1927，西泠印社藏
遗憾的是，师徒朝夕相处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春，蒋介石于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附近着火的建筑物火星飘到了吴昌硕寓所的天井。鉴于上海局势混乱，吴昌硕的朋友和学生劝他暂时去杭州小住。此后吴昌硕一家偕同王个簃离沪，住在杭州孤山西泠印社的观乐楼（今辟为“吴昌硕纪念室”）。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夏天，至这年秋日山上的红枫沾霜时，才离开。但返沪不久后，吴昌硕就患中风去世了。
1927年，王个簃和吴昌硕先生于西泠印社留影
如今的山西北路上，虽然因为旧改，无法踏入吉庆里的弄堂。但沿路的宣传栏讲述了吴昌硕在吉庆里的时光，以及他探索走出的“印—书—诗—画”四艺融合之路。吴昌硕也曾说过，自己治印可居首，书法次之，画则在其后。王个簃则认为其“德性尤过于篆刻，是为五绝。”
今山西北路吴昌硕估计所在区域。澎湃新闻 图
变革的时代，漂泊的生活，难以考证的落脚处
吴昌硕所处的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他去世的1927年，上海成为特别市；他出生的1844年，恰是上海开埠次年。
1872年，吴昌硕首次来上海时，上海正在成为近代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是年，在古董商人金杰的引荐下，吴昌硕在上海结识了高邕（1850-1921）。高邕虽小吴昌硕六岁，但成名较早，他官江苏，寓上海，是当时上海主流书画家。他主攻书法，独好李邕与《瘗鹤铭》。高邕与任伯年交好，与吴昌硕在金石古物和书画篆印方面多有交流。
也是在这一年，吴昌硕还去了苏州和杭州，虽最终选择在苏州落脚。但此年之后，吴昌硕多次来上海，渐与上海诸画人结交。
此时的上海，正经历着飞速的城市化进程。1874年在上海街头可以看到从日本引进的人力车、1875年苏州河上有了桥梁、到了1876年有了天主教堂和铁路。上海也逐渐聚集了不少因故乡凋敝漂泊至此的江浙人士，他们在上海与故土之间往返游移，吴昌硕可以算其中之一。
吴昌硕在上海最初结识的是家乡嘉兴南湖的山水画家杨伯润（1837-1911），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说，1873年冬，曾与杨伯润在上海同住数月。赠别诗，讲述了他们在水边分手的情景。其中“筑耶城畔潮头落，渔子舟人共往还”所述筑耶城位于今闵行区南部。
吴昌硕的赠别诗中提到闵行“筑耶城”
吴昌硕也曾与“海上三熊”之一的张熊在上海南市合住在一间狭窄小屋，里面只摆了两张硬板床和一张画桌，就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但两人却每日读书作画、笑对人生。
虽然吴昌硕早期在上海的生活痕迹难以考证，但在一些手札中，找到了些许痕迹。
1883年，吴昌硕举家迁居苏州后，更为频繁的来上海。这年元月，40岁的吴昌硕因公赴天津。在上海候轮期间，经高邕介绍，初次拜望了慕名已久的任伯年。当吴昌硕向任伯年提出学画请求时，任伯年要他先画一张来看看。见其落笔非凡，笔墨劲挺浑厚，任伯年不禁拍案叫绝。
1883年春日，任伯年为吴昌硕所画第一幅画像《芜菁亭长小像》。画中吴昌硕身着长衫、席地而坐，双手放入袖中，目光炯炯有神、气质温文尔雅，又若有所思。后来，任伯年为吴昌硕作了多件肖像，在摄影尚未进入生活的时代，这些画像反映出了吴昌硕的生活状态。比如，1886年初冬，吴昌硕“薄游沪上”，任伯年为其画《饥看天图》，以简单的笔墨传达人物内心世界。
清 任伯年《芜菁亭长小像》 1883年作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美术馆藏
首次迁居上海，体会“极天下枯寂寒瘦之景”
1887年初冬，吴昌硕首次合家迁居上海。他以“沧波回首处，明日在吴淞”与寓居苏州、以卖字为生的好友杨岘作别。在移居舟中正值吴昌硕妻子施酒四十寿庆，他写下了“芜园花鸟待归去，苦铁之苦终回”赠妻子。
这一年吴昌硕44岁，距他第一次来沪已隔15年。在苏州仕途不顺，加之看到海上书画市场日益繁荣，让他决心迁居上海。
然而，来沪前一年，他在上海的好友张熊、胡寿公去世。初到上海时，因无力租房，只能暂借住在吴淞江的小船上，后因常到浦东作画，了解到江边一带的房租特别低廉，即在烂泥渡路租了二间简陋的农舍，并接来了正在生眼病的继母杨氏与其同住，正式开始了他在海上的鬻艺生涯。
今位于浦东陆家嘴的上海吴昌硕纪念馆中，复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烂泥渡路原称是“赖义渡路”，是陆家嘴区域的一条弹格路，每到雨天就道路泥泞，被叫作“烂泥渡路”。当时的浦东一派农家气象。他在一首《浦东农家》的诗中写道：“守拙无此过，陶潜诧尔谁。”显出一派归田心境，那时浦东农家擅长嫁接培育，每到谷雨之后，芍药牡丹花开得姹紫嫣红。吴昌硕常去花圃观花，归家后即铺纸作画，落款均以“黄歇浦”题之。
吴昌硕，《浦东芍药花图》，这是现存已知唯一一幅落款有“浦东”的书画作品。
这也是吴昌硕最艰难的日子，当时住浦东高桥的钱慧安、以及任伯年、高邕、蒲华等海派书坛的朋友也给他不少照顾。但海上之交虽多，无奈吴昌硕此时在画坛名气有限，生活依旧处于穷困的境地。在1887年初冬《吟诗图》的长跋中，写尽了寓黄歇浦时“极天下枯寂寒瘦之景”——夜漏三下，妻儿俱睡熟，老屋中一灯荧然，光淡欲灭。缺口瓦瓶，养经霜残菊，憔悴如病夫。窗外落叶杂雨声潇潇，倏响倏止。
吴昌硕，《浦东立雪庵图》
但这期间，吴昌硕《浦东立雪庵图》等作品，能看到他除花鸟外，开始涉猎山水。但生活依旧处于穷困的境地，到了1888年盛夏，吴昌硕被举为苏州小吏，任伯年去看望他。正巧赶上吴昌硕刚从县衙回来，一袭官服，满是疲惫。任伯年的《酸寒尉像》画下了吴昌硕拱手相迎的窘迫形象，也将其心灰意冷于宦情仕途的身姿与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加之长子早夭，不久后女儿又出生，为了节省开支，1888年秋又迁回苏州作“酸寒尉”。
清 任伯年《酸寒尉像》 164.2×77.6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虽为小吏，但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吴大澂请缨赴山海关，督师北上御日，51岁吴昌硕抛去田园生活，参佐戎幕。征战途中，饱览祖国壮丽河山，对以后艺术上的造就自有裨益。1900年，56岁的吴昌硕得同里丁葆元的保举，十一月受任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他是本着儒家入世济世的愿望去当这个县令的。然而，吴昌硕仅当了一个月的安东县令便辞去了。
吴昌硕“一月安东令”印
60岁后，吴昌硕常在上海，客居清末著名实业家严信厚的小长芦馆。1909年，吴昌硕在上海豫园与钱慧安、王一亭、高邕等发起成立了“豫园书画善会”，设址于豫园九曲桥边得月楼上，书画善会收取会费，为会员代定润格、组织书画展销及推介书画家作品等。润金半归书画作者，半归书画善会存钱庄，凡遇有慈善赈灾之事，则开会公议赈济灾民。由此，吴昌硕从一位个人书画家，向更社会意义的艺术家转向。时值四月，春意渐浓，得月楼虽不对外开放，但楼前开满了吴昌硕画中常见的紫藤、石堆，门窗花纹如旧，在春日的笼罩下来往的游人仍会在路过时暂留片刻，用手机拍下这栋建筑。
4月的豫园九曲桥畔紫藤盛开，此地曾是“豫园书画善会”的活动地。
吴昌硕紫藤图
时过境迁，陆家嘴早已高楼林立，陆家嘴中心绿地的南侧一栋庭院式民居老建筑，被辟为“上海吴昌硕纪念馆”，讲述着陆家嘴与吴昌硕的联系。纪念馆大门两侧楹联是吴昌硕晚年所书的“奉爵称寿，雅歌吹笙”（出自《史晨碑》），用笔雄浑、饱满，虽为隶书，但也具有篆书的痕迹，这种隶、篆一体的风格既有着其独特的面目，同时也为这栋建筑增添一笔历史的色彩。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位于陆家嘴东路。
这座建筑建成于1917年，原为陈桂春住宅。陈桂春是烂泥渡人，以驳运起家，于地方公益事业尽力资助，曾建小学一所，年捐经费千余金。1920年，他与浦东乡贤王一亭等人发起创办了浦东医院（现东方医院）以解决浦东短医少药的困境。吴昌硕也曾到访陈桂春的府上，与王一亭、高邕等创作书画，义卖捐助，以缓解经费压力。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内景
从陆家嘴的“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既可以感受到这位海派艺术大家在初到上海的艰辛，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吴昌硕78岁照片
吴昌硕曾说“吾三十学诗，五十学画 。”他年轻时代离家赴湖杭苏沪等地寻师访友和谋生。在苏州得吴大澂、吴平斋、潘郑盦三大收藏家赏识，而遍览三家珍藏古代文物、金石书画等，受益匪浅；又遇名书画家交往，艺乃猛进。
他以丰富阅历和眼界，参与海上书画会、印社、诗社、同乡会，以社团和社交关系逐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以自己宽厚、豁达的处世态度赢得众人口碑，让自己的艺术本该归于平淡的晚年绽放，而且其艺术，影响及于海内外，余韵至今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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