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罗马教廷特使多罗来到南京，发布了教皇克莱芒十一世的禁约。
禁约共有七条，要求中国的教徒禁止使用天和上帝这两个词，不许参加祭孔和祭祖大礼，不许进祠堂行礼，不许在家拜访牌位，有功名的教徒不许进孔庙行礼等。
康熙得知后，下令将多罗押往澳门交由葡萄牙人看管。
同时，康熙派法国传教士艾若瑟作为自己的特使前往罗马教廷，澄清礼仪之争。
但艾若瑟一到罗马就被扣住，直到1718年，教皇收到康熙的朱笔文书才放行。
1721年，康熙收到了教徒特使嘉乐带来的教皇禁约，嘲讽一番后，下令禁止西洋人传教。传教士们当时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几十万教徒，结果传教事业遭到重大打击。
历史上著名的中西礼仪之争由此开启，后来又经历了几次反复，一直到1939年才最终解决。
这次礼仪之争在当时引起了西欧知识分子的关注，伏尔泰就批评教会，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去传教。
在伏尔泰眼里，教会专制、傲慢且不宽容。被派去东方的传教士强迫民众信自己的宗派，他们之间互相争斗、诽谤、排挤。后来伏尔泰提出了宽容的概念，呼吁欧洲人要宽容。
一、礼仪之争的前因后果
这场礼仪之争其实从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为了方便传教，利玛窦采取了适应主义，他穿上儒服，学习儒家经典，自称西儒。
天主、上帝等概念都是利玛窦翻译的。在祭祖祭孔仪式上，利玛窦视其为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所以不违背教义。他的这一套传教方式，被耶稣会称为“利玛窦规矩”。
1610年，利玛窦去世，他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为总会长。龙华民不认可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他主张废除天主、上帝等词汇，而采用音译法。礼仪之争由此而起。
最初的分歧只发生在耶稣会内部，为了避免事态扩大，耶稣会最终决定，延续利玛窦规矩。
因此，耶稣会的传教事业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另一个教会多明我会来到之后，这一切就变了。
1631年，第一位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从菲律宾抵达中国，正式开始对华传教。也许是因为发现自己来晚了，多明我会很不爽，于是神甫黎玉范向教廷打小报告，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尊孔祭祖，引来了教廷的干涉。
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发布通谕，禁止教徒参加祭祖祭孔活动。
但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听了耶稣会的申辩后，又准许耶稣会士参加祭孔祭祖活动。
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在华的传教士们也因此分成两派，一部分人支持1645年通谕，一部分人支持1656年的教皇命令。
1693年，法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率先发布禁令，要求自己辖区内信徒不准参加祭祖祭孔活动。
于是，争议迅速升级，由单纯的教义问题上升到了政治纷争。出现了教皇和康熙之间的直接交锋。不过康熙只是禁止传教，并没有禁止传教士来北京。
1723年，刚继位的雍正下诏驱逐传教士，将礼仪之争推向了高潮。
虽然是驱逐，但雍正对他们礼遇有加，派兵护送，一路好吃好喝，打发他们去了澳门。
不过当时宫廷里依然有传教士，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宫里一直有西洋传教士。朝廷只是禁止他们传教。
二、伏尔泰对于传教士被驱逐事件的分析
驱逐传教士事件在欧洲引起了关注，因为同时还有三位王爷被关押了，这三位王爷都加入了耶稣会。
孟德斯鸠怀疑这是一起“对改变信仰的亲王进行的镇压事件”。孟德斯鸠对中国并无好感，总是盯着传教士们写的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
于是孔子的粉丝伏尔泰就驳斥了孟德斯鸠的观点。伏尔泰认为三位王爷并非因为加入耶稣会被关押，而是因为权力之争。
他的理由是三位耶稣会士在寄回欧洲的信中说，神父们没有因为王爷被捕而遭到粗暴对待，他们见到了雍正皇帝，皇帝还赐了他们礼物。而那三位王爷则被监禁在满洲。
可见这起事件本质上是权力之争，而不是因为宗教问题。
伏尔泰指出：
“传教士恶意利用了中国的自由与好意。他们不承认其他宗教和信念，否定了中国宗教、思想、学术和政治的自由。他们强制地开展了一些与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相冲突的宗教活动，以及一些不合民意的传教活动。”
伏尔泰还提出反问：
“有些欧洲物理学家借口向朝臣展示温度计和气转球，曾煽动王族一名成员造反，难道他能留住这样的物理学家吗？这位皇帝如果读过我们的历史，如果他了解我们的天主教同盟时期的情况和炸药阴谋，他会怎么说呢？”
天主教同盟是法国胡格诺战争期间，天主教会与吉斯公爵组成的联盟。同盟后来暗杀了法国国王亨利三世。
伏尔泰最后将矛头指向了当时西方的不宽容，容不得其他教派。他后来专门写了一部著作《论宽容》，将欧洲的独断和中国的宗教自由进行了对比，并呼吁欧洲各国宽容。
三、礼仪之争对双方的影响这场礼仪之争对18世纪欧洲的影响比中国要大。
18世纪，西欧正在进行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教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罗马教廷是落后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在欧洲也遭到了伏尔泰等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
教廷在中国遭遇的挫折，反而使得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伏尔泰等人深入研究中国之后，吸收了大量孔子的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韩国著名政治哲学家黄台渊教授深入研究过启蒙时期的思想，发现伏尔泰、亚当斯密等人深受孔子儒家影响。
18世纪的中国在科技层面虽然比欧洲有所落后，但整体实力远远强过欧洲，文化上也处于优势地位。
西方传教的失败，可以视为统治者为了稳定统治，而采取的必要手段。
有些人认为雍正驱逐传教士，是断了中西方交流，是闭关锁国的强化措施。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当时的教会并不代表先进文化。西方的传教历来是以武力为后盾，进行的文化入侵。美洲、菲律宾等地的例子可以为证。
18世纪的欧洲国家还没有实力挑战中国，所以他们后来退缩了。但进入19世纪后，欧洲全面崛起，他们具备了挑战的实力后，就以武力为后盾在中国强行传教。
而鸦片战争以后的西方传教行为，给中国带来的更多却是混乱和苦难。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就是马神甫事件，而天津教案又引发了一场大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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