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踪影
父亲今年92岁，因脑梗躺在病床上，饮食依靠胃管，意愿难以表达……。
01.父亲患了脑梗父亲原本心脏不好，2008年在北京安贞医院做了心脏换瓣手术；2016年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装了心脏起搏器；后来的几年里，父亲身体很硬朗，整天忙着养他的十来箱蜜蜂。这三四年里，慢慢的走路越来越慢，时而因血压高、感冒等疾病，而住几天医院。
2023年春节前夕，新冠蔓延，几乎全民“阳了”，乃至亲友见面的问候语都变了词：“阳了没？”父亲也没有例外。那段时间时间，父亲高烧、亢奋、肺炎、镜面舌，新冠有的症状他有，没有的他也有。但是，父亲闯过了那一关，慢慢地会走路了，生活能自理了。
7月中旬，弟弟带父亲去中医院复查心衰有些严重，建议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住进医院四五天后，18日凌晨三点多钟，出现脑梗（左脑大面积血栓堵塞。）脑梗后，昏迷了十多天，进入恢复期，最初看着父亲一天天恢复，医生把监护仪器撤了，血压稳定仪慢慢调整到了1.0，医生说逐渐调整，到了0.5，就可以撤掉了。护工张师傅也很有成就感，他说：“过几天就可以用轮椅推着老爷子在走廊里转转了。”
父亲脑梗之后，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前前后后，忙着照顾父亲。看着父亲闯过了危险期，总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那天，我跟从北京回来看望姥爷的女儿说：看来，你姥爷又闯过了一关，……。
没想到，意外还是出现了，从8月5日下午开始发烧（37.5℃），用药后体温降至正常。第二天下午再次发烧，很像新冠期间，体温反复高高低低，……8月10下午，体温突然升到38℃以上。以后的几天，父亲都是在昏睡和半清醒状态，会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愿，渴水、按摩、拍背……，有时能叫出亲人名字。
这两年父亲越来越固执了，心里想到什么事，一时三刻就一定要办，尤其在测量自己的血压时，一发现有些偏高，他就得一会儿不停地测量，且情绪高度紧张。尤其是新冠康复之后，坚持就是执拗了。这次脑梗后，语言含混不清，一两个字，往往重复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高烧，呼吸困难，沉默，昏睡。尤其是喘气严重，令人揪心。熬到8月14日凌晨3点，心衰导致的肺炎发烧，呼吸困难，已经达到了极限，无奈只好转到ACU病房，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人生短短几十年光阴，只以为那些那些天灾人祸的坎坎坷坷，曲曲折折的经历就已经是生命中的劫难了。却原来是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一场场大病，真如一次次从鬼门关走过，浑身的伤痛，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看到心痛，一颗心真如被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撕扯，疼痛难忍。
父亲1932出生，从小在私塾读书，后来考入县城公学堂，17岁初中毕业时，爷爷是地主，又是那个时代的保长，解放时被死亡了。
父亲是他们兄妹六人中的老大，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小的妹妹没有活过三岁夭折了。当时，父亲作为长子不到18岁，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小的妹妹刚出满月。那时，我奶奶35岁，一家七口人，孤儿寡母度日艰难。父亲从初中辍学，走向三尺讲台，在乡村从事教师工作，父亲任教期间，曾担任教导主任、校长等职务。那时的薪酬是一月多少斤粮食。山村交通不便，父亲就背着他教学所得的粮食，翻山越岭，往家里抗。
1955年，父亲通过成人高招考进了大学深造。在读大学期间担任团支部工作，被学校吸收为入党积极分子。两年制大专毕业后，1957年，被分配到新乡一所高中任教，也是在当年的12月份，工作勤恳，思想单纯，一心一念为教育事业做奉献的年轻教师——我的父亲，被定为右派。
被迫离开讲台二十年之久。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被划成右派后，回乡村劳动改造，吃不饱饭和不太习惯的体力劳动，加之精神压力，父亲得了严重的浮肿病，第二次复发后，生命已经堪忧。此时，我们同村的一个老乡哥在陕西北部山区，向父亲伸出援手，让父亲去他那里，可以不饿肚子。
父亲接到老乡哥来信，与寡母生离，抛妻弃女，来到陕北异乡投靠一个本家兄长，只为逃个活命。在陕北，父亲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自学医术，在缺医少药的深山里给人们看病，得到的口碑很好。
两年后，父亲在异乡落脚成功，写信给祖籍河南老家，叫来了妻子和二女儿。在陕北富县王家沟村落户，一个只有四户人家的小山村。在这有百十口人四个自然村组成的生产队住下，一住就是17年。17年，是父亲二十年右派生涯的几分之几呢？王家沟留下了父亲的多少血汗和泪水呢？历次政治运动，父亲都是被改造和重点监督的对象。
在那个深山老林的村庄，父亲失去了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包括他最喜爱的长子书平活到三岁多，次子只活了几天，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三女儿淑芳五岁多，四女儿淑霞大概两岁吧！试问，有多少个父母亲能够坦然接受四个孩子的早夭？可是，父亲和我的母亲就遇到了这样的不幸，就在父亲年轻的时候，风华正茂时，正是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他一个有文化的大学生，却只能以“右派”的名义，接受政治改造，没完没了地写思想改造的回报材料。
1978年父亲被平反后，重又回到讲台。这次是在我们本土徐庄镇，任高中语文老师到退休，期间曾担任班主任、教导主任等职。
退休后，父亲的老年生活丰富而充实，他写诗作文，诗词歌赋受到文朋诗友赞誉，《退休赋》在登封市老年干部征文中，获得一等奖，书法也曾多次获奖。出版诗词集《漫吟浅唱》、书法集锦《砚痕》。父亲养蜂，根据天气变化情况，每天记日记，运用到养蜂实践中，总结出《嵩山地区全年养蜂歌诀》和近四万字的《养蜂知识手册》。
在我幼童时期，父亲在我记忆里是模糊的。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因为浮肿病，逃荒到陕北，后来母亲又带着两岁的妹妹追随而去，我是奶奶带大的孩子，母亲去了陕北之后，我在老家跟着奶奶生活。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母亲回了一趟老家，把我从奶奶身边接到了父亲身边，那是父亲和母亲的家。
家，是一孔塌了半截的土窑洞，没有窗户，门是木头打了个架子，再用草编起来的，虽然难看，却也遮挡风寒。家里盛放米面的“坛坛罐罐”，都是桦树皮制作的，“水缸”是从山里找来一根大点的原木，把中间挖空了，像喂牲口的槽子一样，我们称之为水槽。
那时，我在原籍读一年级，在我的印象里，奶奶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父亲、母亲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可是，我毕竟是被母亲接回到父亲身边了。
父亲和母亲终于决定不让我读书。
我是带着一年级下学期的课本，来到父亲身边的。为了让母亲腾出手来，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好多挣一些工分，以养家糊口，我作为大女儿，只有在家里看管弟弟妹妹，附带着做饭——熬玉米粥。我的手艺，也只够熬玉米粥呀（是母亲现教会我的那时）！
我恨透了父亲和母亲，不为别的，就为了我太想念奶奶，太想上学读书。至于，父亲母亲，他们在我眼里，几乎就是陌生人了。
在他们面前，我装得像个大人，很坚强的样子。可是，当他们都下田干活儿了，我就会拿着从老家带来的课本，捂在脸上偷偷的哭泣。在那个勉强称之为家的破窑洞里，我带着弟弟妹妹，也曾诅咒过他们不死！后来，聪明可爱的弟弟真的就死了（没有活过三岁）。我好悔啊！难道真的是我一语成谶？！
年轻时的父亲，从来没有过笑脸，他总是紧锁眉头，那样的匆匆忙忙，在地里干活儿。好像父亲给我了明确的分工，我就是在家里带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的雇佣。
在陕北那个深山老林，那里的蚊子特别多，我是不受蚊子咬的皮肤，蚊子咬过之后，挠破了就流黄水，后来成了黄水疮。最糟糕的是：头顶上鼓了一个大包，后来成了化脓的恶疮。
父亲带我去另一个村子，找一位姓姚的老先生给我治疗（姚先生是地主成分，也是逃荒来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步伐是何等的矫健啊！我一路小跑，跟在父亲身后，赶往姚先生家里。姚先生的家是那么温暖，窑洞有的完整的木门木格窗子，炕上的席子也很完整，还有炕桌。姚先生就坐在炕桌边给我看了头顶的恶疮，挤了脓水，上了药，抱扎了疮口。不记得去他家治疗了几次，反正我的恶疮是姚先生治好的，只不过头顶那巴掌大的一片从此就没了头发，父亲和母亲都断定不会再长出头发了。但很多年后，还是长出了密密匝匝头发，硬硬的，在头顶炸蓬着，与一头的长发很不匹配。
去姚先生家里治疗恶疮，给我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有两件：一是父亲走路是那样的矫健铿锵，小小的我，总是要疾步紧跑，才能追得上；二是在一个春节刚过的时候，姚先生和我父亲也许是同病相怜吧！两个外来人，又都是成分不好，两人都坐在热炕上说话，我就在旁边听着。他们都说了什么，我有些懵懂。姚先生和父亲说话时手里捏了个一分的硬币，白亮亮，明晃晃的，我一直在盯着，眼馋的盯着，心底里一直在盘算，这是春节，是过年呀！姚伯伯手里捏着的分币，是不是要给我压岁钱呢？
我看着，盼着……。时间好长呀！直到父亲要带我回家了，姚先生手里的一分硬币，还在他手里捏着呢！可是，尽管我心里期望着姚伯伯能把那一分硬币给我做压岁钱，出门时，我依然犹豫着，期盼着——姚伯伯会不会喊住，把硬币硬塞在我手里呢？
我终于，还是追随着父亲急促而快捷的脚步，回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家里，那孔坍塌了半截子土窑洞。
结语：慢慢地陪着父亲走
如今，父亲慢慢地变老了，再也看不到他矫健快捷的步伐，每次陪伴父亲出门，总要踏着极其细碎的脚步，慢慢地陪着父亲走，父亲的腿脚就像抬不起来，只能是踟蹰而行。现在，父亲得了脑梗，躺在病床上，心衰、肺炎、不能吃、不能喝，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喘息度日，痛苦万分。看着病魔缠身的父亲受苦，真的好心痛！
人为什么一定要变老？老了，为何必须要忍受病痛折磨？正是：人生多磨难，生命堪脆弱啊！生命不仅仅是忍受天灾人祸的折磨，更有病痛缠身的无奈和悲伤！
踪影 202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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