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讲这个话，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这是2021年3月，中美阿拉斯加“2 2”对话时，杨洁篪面对面对宇宙第一强国美国说的话。
但是，你能想到在100多年前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在巴黎和会上受尽屈辱的情状吗？就是因为这个“巴黎和会”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发生了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青年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迅速波及全国，扩展到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它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一）山东问题和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合影
五四运动的发生有深刻的国际国内原因，其直接背景是山东问题。先是在一八九七年德国侵略者用武力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接着又逼迫清朝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拥有在山东境内修铁路、开矿产的权利。这样，山东就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一九一八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中国人民迫切希望能由此收回山东主权，尤其是山东人民更加关切。
第二年的一月十八日，战胜的各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虽然没有派兵出国打仗，但由于曾经对德“宣战”并向欧洲派出了十五万华工，所以也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和会。这次和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一次分赃会议，由英、美、法操纵着。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了包括“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归还租借地”等七条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的提案，但都遭到拒绝。四月底，英、美、法三国和日本勾结起来，拟定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规定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这样，中国在这次和会上什么也没有得到，而日本从德国手里夺得的山东的权益却被明文规定下来。对于这样丧权辱国的条款，卖国的北京政府的代表竟然也准备签字。
（二）火烧赵家楼
消息传到 北京，好似一声晴天霹雳，人们曾经抱有的幻想一下破灭了。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尤其是青年学生，思想敏锐，反应特别强烈。五月三日晚上，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召开北大全体学生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其他学校也有代表出席，礼堂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先由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邵飘萍介绍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接着许多学生发表演说，人人慷慨悲愤，声泪俱下。一个姓谢的北大法科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会议经过商议，决定了四条：（1）联合各界一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和约；（3）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举行游行示威；（4）定于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卖国妥协的外交政策。
五月四日是星期天，天气晴朗。下午一时左右，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三千余名学生，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学生们手里拿着各种旗子，上面写着：“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有的旗子上面画有青岛地图。当时还散发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是用白话文写的，最后几句上写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天安门集会以后，学生队伍开始游行。他们南出中华门，向东转入东交民巷。这条巷子当时是外国使馆区，不让中国人居住和穿行，成了“国中之国”。因此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西口就被外国守卫拦阻，不让通过，队伍在那里停立了两个钟头之久。学生们心中燃起了满腔怒火，他们更加痛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当即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于是人如潮涌，经东长安街直奔赵家楼胡同曹宅而去。一路上高呼打倒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卖国贼陆宗舆（曹是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谈判代表；章是和日本外相交换山东问题换文时的驻日公使，亲笔写下“欣然同意”四字，公然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陆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
火烧赵家楼
群众对这三个大卖国贼早已愤恨到了极点。游行队伍到达曹宅门前时，军警林立，大门紧闭，无法入内。当时即有高等师范的匡互生等几名奋勇激进的学生打破窗口玻璃,跳进曹宅，打开大门，于是门外的大群学生一拥而入。这时候，曹汝霖已闻声逃走，留下章宗祥在屋（章前不久由日本返国），被学生发觉，遭到一顿痛打，满脸鲜血，狼狈不堪。学生们由于找不到曹汝霖，气愤之下，放了一把火，焚烧这个卖国贼的巢穴。此时已是下午五点多，大多数示威学生已经散去，军警赶来，在现场及沿街捕去学生三十二人，其中有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等。
（三）爱国运动声讨点燃全国
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怒打卖国贼的消息，犹如东风，迅速吹遍祖国四方，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五月七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游行示威，并很快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从五月二十三日起，天津十五个中等以上学校一万多学生举行罢课。六月，周恩来参加了天津学联的工作，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对鼓舞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开展爱国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湖南后，全省震惊。五月七日，长沙各校学生，手持“誓必争回青岛”等小旗子，举行国耻纪念游行。在毛泽东领导下，五月下旬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六月三日，学联发布罢课宣言，表示要“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最后一句是：“请斩曹章陆，以谢天下。他们积极开展要求废止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的斗争。其他如济南、上海、武汉、杭州等许多大中小城市都掀起了爱国运动的热潮。
爱国声讨运动点燃全国
全国的斗争又反过来支持和鼓舞了北京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五月七日,反动政府被迫释放了北京被捕学生，但学生们所要求的“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因此斗争没有平息。五月十九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两万五千多人进行总罢课，并且决定派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扩大宣传。六月三日,各校学生分组出发去街头讲演,被反动军警捕去一百七十八人。六月四日，他们出动更多的人去进行宣传活动,又被捕七百余人。持续两天的大逮捕，更加触怒了学生，也激怒了全国人民。上海工人阶级首先响应,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政治性大罢工爆发了。
六月五日上午,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的工人首先罢工,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以及码头工人、铁路工人相继罢工。六月六日起，罢工不断扩大,到十日达到了高峰。这一天上海市内市外、陆路海运，交通全部中断，电灯、电话、自来水厂工人，连洋行职工、厨师、清洁工人都实行罢工。与此同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三罢斗争波澜壮阔,很快从上海影响到全国。特别是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地区--京津两地，广大工人“已发生不稳之象”,“暗有浮动情形”(《申报》,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二、十三日载)，吓得北京卖国政府胆战心惊，不得不于六月十日罢免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六月二十八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亿万人民拒签和约的爱国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国内打给巴黎中国代表团关于拒签和约的电报达七千封之多),再加上中国留法工人学生的直接监视,终于没有敢在和约上签字。据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报道:六月二十八，中国驻巴黎“各专使的寓所满被侨法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围住了,不准专使出门,扬言如果出门，当扑杀之。吾们已预备了:每一个专使的命用三个人的命去偿他。……因此专使不敢出门”。
（三）五四运动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那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等,在各地的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特别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两人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们的先进思想和革命活动惊醒了、培育了一大批青年，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都是他们的学生。在他们周围,联系和团结了一批青年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中起着骨干作用。他们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宣扬俄国十月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号召人们丢掉幻想,开展斗争,直接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因此，李大钊和陈独秀不愧为五四运动的主帅。两年后,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学生转变为工人阶级。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汇合到一起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有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立即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在革命运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毛泽东在总结五四运动时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它“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因此，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历史就揭开了新的一页。
执笔编辑：汤河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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