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闪闪的红星》中，一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台词，将解放战争中“还乡团”的丑陋面貌刻画得入木三分。而在刘胡兰、吴洪英等革命英烈的故事中，我们也时常能看到“还乡团”的踪影。
那么，解放战争中的“还乡团”究竟是什么？他们干过哪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又是如何被解放军消灭的？今天，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残忍地“还乡团”。
（解放战争时期的还乡团）
还乡团，是一支什么样的武装“还乡团”，又称“还乡队”，是指解放战争期间由国民党组织的地主武装。但还乡团的雏形，早在1927——1937年间的十年土地革命期间便已经诞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拘捕和屠戮国民党左派人士和我党党员，国民革命局部失败；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全面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自此彻底破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这两起事变之后，尽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此大权独揽，但两起事变中对国民党左派人士和我党党员的大规模屠杀，也一举摧垮了国民党统治农村的基层组织。为确保基层统治的有效性和税收的流通，蒋介石不得不与各地农村的土豪、地主、劣绅进行合作，以弥补南京国民政府天生残缺的基层管理系统。
而我党则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后，走上了一条和国民党截然相反的道路：1927年10月3日古城会议后，工农革命军暂缓了攻打大城市长沙的计划，转而向井冈山挺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保障根据地内军队的粮食供应，红军领导根据地周边的农民“打土豪，分田地”。1928年12月，党史上的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在毛主席的主持下正式颁布，法律明确规定了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并按照人口和劳动力标准，将土地分配给当地农民使用。
（革命根据地内打土豪，分田地）
我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内确立的土地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红军的粮食、赋税和兵源，同时提高了当地农民生产、参军的积极性，但是也让失去土地的地主、乡绅对红军恨之入骨。而将红军视若大敌的国民党反动派，自然捕捉到了地主、乡绅对红军的仇视心理，于是二者便沆瀣一气，共谋对付红军。
在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小围剿中，不熟悉农村地理的国民党通常都会让熟悉当地的地主、乡绅作“向导”，来帮助国民党找到根据地位置所在。作为回报，国民党会在攻克革命根据地后，默许地主、乡绅恢复此前在当地的土地权利，甚至以加重赋税、霸占更多土地的方式，来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这便是解放战争期间“还乡团”的雏形。
（《闪闪的红星》中还乡团领袖胡汉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我党也对此前“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1942年1月28日，新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了“双交双减”的政策，即“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样折中的土地政策，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尽可能避免了根据地内的地主会因利益受损倒向国民党顽固派或日本侵略者一方。
随着1945年9月9日抗日战争的结束，我党根据时局的变化，对抗日战争期间的“双交双减”政策做出调整：1946年5月4日，新颁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标志着革命根据地恢复了“十年土地革命”期间的没收地主土地政策。部分感觉到“要变天”的土豪和地主，携带大量钱财，逃跑到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大骂解放区的群众解放运动，为国民党挑起内战大造声势。
（民国时期的地主家庭）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违背《双十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爆发。解放战争爆发后的四个月里，国民党军队在中原突围、苏中战役等大小战斗中屡遭挫败，损失32个旅，近30万兵力。为开拓兵源，在局部地区保持对解放军的兵力优势，国民党便开始利用失去土地的土豪、地主对解放军的仇视心理，令他们组建民间武装力量，协助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军发动攻击。一旦国民党军队攻克解放区，便会恢复土豪和地主在当地的土地权利。
1946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关于 “ 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与民众自卫队及难民还乡团联系办法”电》。在这份文件中，国民党明确提出了协助地主武装“进行军事编组，发配武器弹药，开展军事训练”的办法，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还乡团”便从此诞生。
历史上的还乡团，究竟有多残忍？在《闪闪的红星》中，“还乡团”领袖胡汉三鱼肉柳溪当地百姓，害死主角潘冬子的母亲，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还乡团”的残忍和罪恶比电影中的情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乡团凶恶残暴的直接表现，便是对我党党员的残酷屠戮。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刘胡兰，就是死于阎锡山军队和云周西村还乡团的铡刀之下。而另一位“刘胡兰式”的革命英雄吴洪英，同样是被惠民县王家湾村的返乡团杀害。为了恐吓群众，杀一儆百，返乡团用铡刀将吴洪英活生生地砍成了三段，然后把碎尸踢进池塘里。
（刘胡兰英勇就义）
而面对着手无寸铁、与世无争的人民群众，返乡团也毫不心慈手软：据《郯城县志》记载：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当地后，还乡团便进行了大规模的无差别屠杀：其中，2124人惨遭杀害，10152人被关入监狱，2603名妇女蒙受凌辱，6088人被强征入伍，41688人经历严刑拷打，33728户人家遭受处罚，31699间房屋遭到焚毁。在屠戮人民群众的过程中，返乡团的手段也是相当残忍，包括枪决、活埋、剥皮、炮烙等多种方式，堪称无所不用其极。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在1947年8月25日的报道中称：在郯城薛庄，人们共发现有10个村干部被返乡团活埋，而位于小归昌的一个坑洞里，发现被活埋的尸体就多达31人。
返乡团横行乡里，所造成的另一重危害便是侵蚀土地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在返乡团成立之初，国民党便许诺一旦攻克解放区，便会着手恢复土豪和地主在当地的土地权利。但是，贪得无厌的地主们并不会只满足于恢复此前的既得利益，而是变本加厉地试图弥补自己“被革命”的损失，对当地已经分得土地的群众进行“反攻倒算”：
据1946年12月15日《关于“收复区”地主还乡清租倒算》的记载，地主“举凡食粮、木材、猪只、鸡鸭……值钱的、好吃的东西，一抢精光，对于俯首求饶的，还客气一点，对于狂奔远走的，往往什么也不会留下”。据郯城有关部门的统计，在1947年2月——1948年11月郯城被国民党占领期间，还乡团共计“倒回”土地25万亩，房子2.4万间，大型牲畜7780头，粮食297万公斤，银元31827万元，土地改革的成果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地主还乡团）
可能有朋友会问，还乡团如此种种残暴卑劣的行径，只会让民众的反抗愈发激烈，让国民党彻底失去民心，难道这一点国民党看不透吗？事实上，国民党对还乡团的种种罪行知道得一清二楚：据国民党方面的《党政军联席会议报秘书处抄送豫北还乡队暴行等情电》记录显示，国民党地方当局曾将“还乡团为发泄苦闷，集体残杀到处风行”的消息上报给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南京国民政府非但没有及时制止还乡团在农村酿造惨剧，反而借助《申报》等媒体，将返乡团在乡间的罪行嫁接到解放军的头上，抹黑我党的形象，使部分地区一时间不明所以的群众对解放军抱有怀疑的态度。
面对着还乡团的种种恶行，我党意识到必须要铲除这一支危害乡里的反革命势力。1947年冬，陈毅在《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中引用毛主席说过的话：“还乡团和保安队，是蒋介石政权存在的基础。”要求解放军加大对还乡团的清剿力度。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局势的逐渐明朗，作恶多端的还乡团也即将迎来它的覆灭时刻。
还乡团的覆灭之路解放战争期间，为虎作伥的返乡团毫无疑问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但在返乡团中，除了有对土地改革极端仇视的土豪、地主之外，也有一部分是遭受国民党当局蒙骗或要挟的地主，或者因战乱而被迫告别家乡的流民。因此，在处理返乡团问题时，我党也是千人千方，对症下药。
古人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面对着组成人员错综复杂的返乡团，我党会对其中并不仇视土地改革的地主和难民进行说服教育，并且树立“坦白释放”的典型。在解放军与河北省石家庄元氏县返乡团的斗争中，当地民主政府就开展了“争取逃亡户返家建立家务”的运动，累积散发传单654张，对敌军碉堡喊话6次，走动宣传村庄62个，共计劝降5名此前的顽固人士，40余名国民党基层干部和20多名逃亡青年。
（走访乡村的解放军部队）
而面对着还乡团对土地改革成果造成的侵蚀和破坏，我党的对策便是开展对农村土地的复查工作，深化和巩固解放区的革命成果。1947年6月20日，数次易主的苏北、苏中地区开展对土地的复查工作：经统计发现，共有8406头耕牛，105087件农具，927架水车、风车，93216间房屋，714两黄金和1348斤白银被还乡团侵占。此次对土地的复查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苏北、苏中地区革命的成果，也动摇了当地还乡团的经济基础。
解放军对付还乡团另一件“百试百灵”的法宝，便是发动人民群众，对返乡团进行打击。在1947年颁布的《民主政府对还乡团的态度、主张及奖励办法》中记载：杀死一个罪大恶极的返乡团头子，赏金10万元；返乡团内组成三人以上，缴械投诚者，赏金5万元；带土枪一支归来者，赏金1千元。
在解放军各地发布对“返乡团”的悬赏令后，人民群众便纷纷主动参与到对返乡团的打击中。解放军也随之趁热打铁，与存在返乡团问题的地区民众开展“一房三地”建设运动，防备返乡团的进攻：其中一房指的就是在农村的各个屋顶之间修筑天桥和碉堡工事，而“三地”指的就是用“地雷战、地道战和地堡战”等方式对顽固的返乡团进行层层围剿，直至彻底消灭。
（支持土改的人民群众）
1949年，随着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崩溃，还乡团也作为反动政权的陪葬品，从此烟消云散。土地革命与返乡团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两支武装力量的斗争，也是国、共双方在基层乡村治理上的阶级、路线之争，而人民用他们的选择，决定了谁才是华夏大地上真正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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