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碳达峰”“碳中和”成为热词。
何谓“碳达峰”“碳中和”？为什么突然就“火了”？国际气候议题中，各国博弈与减排责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中国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前景如何？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采访了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强。
与经济发展和公民个人生活密切相关
北京日报客户端：2021年全国两会，碳达峰和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两个概念一下火了起来。舆论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关注度为什么这么高？
李强：碳中和、碳达峰两个概念中的“碳”，实际上都是指二氧化碳，特别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某一个时间点达到历史峰值，这个时间点并非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而是一个平台期，其间碳排放总量依然会有波动，但总体趋势平缓，之后碳排放总量会逐渐稳步回落。
碳中和则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通过二氧化碳去除手段，如植树造林、节能减排、产业调整等，抵消掉这部分碳排放，达到“净零排放”的目的。
科学数据证明，当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气候变化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所致。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控碳”，其必由之路是先实现碳达峰，而后实现碳中和。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向世界郑重承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扎实做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各项工作。
碳达峰、碳中和之所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其根源在于目前各国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密切相关，限制碳排放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我国这样油气资源相对较少、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减排压力更加严峻。减少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使用，对我国产业结构布局、能源结构调整、新能源开发利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对于公民个人生活出行方式都会带来深刻变革。
气候变化，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
北京日报客户端：在国际气候议题的博弈中，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呼吁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减碳责任，这与我们自身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环保科技，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怎样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
李强：在国际气候议题博弈中，二氧化碳减排责任的承担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核心矛盾。发达国家强调现实责任，即每个国家都必须承担减排责任，发展中国家更关注历史责任，即当前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居高不下主要是发达国家历史排放所致，所以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强制减排指标。尽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理想。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改变了此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确立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构建了基于“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的“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由此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参与范围最广的全球减排协议。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的发展中大国之一，而且不断提出更具雄心的国家自主贡献新举措。为落实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我们自身必须转换发展模式，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减少高碳化石能源使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研发环保科技。
我们采取的积极行动，并不表示我们认可和接受发达国家在减排责任上的立场，而是在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自愿承担力所能及的减排任务。二者关系并不相悖，因为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公共产品，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气候变化的影响之外，发达国家率先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恰恰体现了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各自能力原则”。
已有约50个国家实现碳达峰
北京日报客户端：中国目前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在全球处在什么样的发展水平？
李强：在朝向碳达峰和碳中和努力进程中，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2019年我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48.1%，提前完成了2015年提出的下降40%至45%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份额已达23.4%，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规模都高居世界首位；“十三五”期间，我国森林蓄积量已达175亿立方米，并连续30年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速最高的国家。
尽管成就有目共睹，但我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依然面临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当前，全世界约有50个国家实现了碳达峰，其排放总量占到了全球排放的36%左右。其中，欧盟基本上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碳达峰，其峰值为45亿吨；美国碳达峰时间为2007年，峰值为59亿吨。据估计，我国实现碳达峰的预测峰值约为106亿吨。从实现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欧美发达国家基本都经历了50年到70年。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目标期限仅为30年，再考虑到中国现有以高碳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超100亿吨的年碳排放量、高耗能产业去产能化的艰巨任务等现实情况，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增长需求与减排降碳巨大压力将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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